财政所，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刘璟（北大教育财政所2011级硕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教授、教育数据科学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坐在从纽约布法罗回马里兰的飞机上，万米高空，想到一个多月后就要回到财政所庆祝她20周年的生日，不禁心里又激动又感慨万千。随即掏出笔记本电脑，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飞机行程中，希望记下我与财政所的故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财政所，我的学术生涯甚至整个人生应该会完全改写。

2011年我刚刚从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毕业，保研到了教育学院的教育经济学专业。那个时候我借着大四的暑假做了一些实习，发现自己既不适合去政府工作，也不享受在外企里的工作经历，人生正是迷茫的时期。对我而言，上研究生当时大概是延长做职业决定的一个过程。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约了王蓉老师面谈，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每一个细节。我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到了她在教育学院四楼的办公室。她的门半开着，我悄悄往里面瞄了一眼，看到她正在与另一位学生（应该是一位师姐，但不记得是谁了）谈对方的博士论文。她声音洪亮有力，我记得她讲了很长一段她对对方论文的建议。紧接着大概觉得自己输出的信息太多了，用英文对那个学生说了一句，“Are you following me?” 我在外面顿时紧张了起来，只感觉既很被感染，又觉得这个老师很严厉，心不禁咚咚地跳了起来。后来我胆战心惊地进了她的办公室。寒暄几句过后，只见王老师拿出了她打印的我的本科论文，说，“你看你这几段写的很好嘛！”还记得我当时的本科论文题目是《增值税转型改变了企业的雇佣行为吗?——对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经验分析》，是在财政系袁诚老师的指导下，用企业的面板数据做了一个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增值税改革。聊了一阵后，我记得王老师说，“我的学生都是要做学术的。如果你想走学术道路，我很愿意做你的导师。”我大概没有想到找导师还需要承诺自己的发展方向，愣了一下。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一横，当场就义无反顾地决定要加入财政所，开始走学术的道路。王老师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硕士导师。

写到这里，一切似乎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当时连教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也还不清楚，更不知道做学术意味着什么。但我就这样在漫长人生的那一个瞬间，因为和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对话，在自己心里笃定了职业的方向。回想起来，我当时似乎内心有一种向往，想要做王老师那样有感染力的学者，那样一位可以对周围的人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人。

记得研究生一年级一开始，在本科导师刘怡老师的鼓励下，我把本科论文投给了那年的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没想到顺利地获得了当年的最佳论文奖。紧接着我和袁诚老师一起修改论文，这篇文章被《经济科学》接收和发表。这一连串的成绩逐渐让我觉得，我大概是可以走学术道路的。

我在财政所只待了短短的两年，但是那是一段无比充实的时光。财政所虽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但是她的专业性和国际化程度令我当时相当震惊。除了王蓉老师，所里刘明兴老师、宋映泉老师、魏建国老师、黄晓婷老师，以及后来回到斯坦福的Prashant Loyalka老师，每个人的研究方向都彼此补充，覆盖了教育财政研究不同学段和不同的学科视角。

我享受当时每一次所里的内部会议。当听到老师们的辩论，我觉得那是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最好的写照。我也逐渐开始更多地了解财政所的历史和使命，她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她如何用象牙塔里的研究去改变偏远乡村里坐在课桌前一个求知的孩子的命运。我也知道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术血脉，知道如果不是汪永铨、陈良焜和闵维方等重要的奠基人物，我大概没有机会在中国进入这样一个专业学习。除了思想上的激荡，我也记得我们无数次的踏青、爬山和K歌。我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就非常坚定地认为，一个好的学者，也得学会怎么放松和享受生活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财政所为学生创造了无数接触国际学术前沿的机会。记得我硕士一年级很快就决定要出国读博士。2012年，财政所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的Susanna Loeb教授来北大进行短期讲学，我也有机会同Susanna一起吃饭以及在内部的讨论里向她提问。我当时非常不清楚自己能够申请到什么样的项目，于是壮着胆子用蹩脚的英文跟Susanna说了我的计划、对不同博士项目的认知，以及讲了一些我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当她离开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教育学院四楼与她告别。Susanna说，“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to Stanford.”我于是申请了斯坦福教育学院并被顺利录取，成为Susanna的学生。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当时这个机遇让我有机会向Susanna展示自己，我不会有机会到斯坦福读书。

王蓉老师几次向我表达，因为我在所里待的时间很短，遗憾没有在我来美国之前给我更多严格的方法论训练。随着我学业的深入，我却有另一番体会。复杂的方法论固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学习，但并非无法掌握。相比较而言，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品位才是学者水平的决定因素，但又是最难传授和习得的。我很庆幸我在财政所借着和老师们的无数对话，一点点培养起自己的学术品位。比如和明兴老师交流，就发现他看得上的研究很少，标准极高，我也就慢慢变得眼光犀利和挑剔。王蓉老师总是在不经意间就传授给我极其深刻的学术体验。很多她说的话我都记到今天，比如“刘璟，你身边的优秀学者很多，如果你好好研究他们的简历，慢慢就能总结出他们成功的轨迹。”再比如：“读博期间不一定总要盯着中国问题看，好好把对方的东西学好再说。”“做教育研究一定要眼光向下，对真实的教育世界有深入的观察。”“如果读博期间没有痛哭过，那说明没有好好读过！”这些谆谆教诲每当我做选择的时候就在我耳边响起，陪我经过了学术道路上的高高低低。

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做了老师。我很难用言语形容财政所在我学术人格上的塑造，因为那短短两年时光已经以她最深刻的方式融入了我的血液。记得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又是财政所的老师们通过段昶给我从国内邮寄来了当时在美国一货难求、极其宝贵的一次性口罩。我知道财政所与我的关系早已不只是限于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她也是我这个在外游子的倚靠，一个总是可以信赖的大家庭。

知道今年是财政所20周年的生日，我早早就开始预备回国的事。虽然大环境上也有一些为难和不确定因素产生的阻碍，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回去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去一起举杯和欢笑，去和师长和同事们一起庆祝过去那流光溢彩的20年和迎接那未来可期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