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理念在美国呈现衰颓之势,很多论著都在谈论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危机。但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在逐步深入推进。不少研究在分析通识教育的趋势和特征时,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沈文钦在其发表的《本土传统与西方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制度化进程》一文中,基于中西关系、政策迁移与制度化的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识教育的起源与扩散进行了历史分析,其主要受“中西关系”以及“制度化”这两个分析性概念的指引。研究认为,通识教育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中已经构成一种组织创新,表现在相关课程的设置、学分的要求、相关组织机构(如本科学院、住宿制学院)的创建等方面。基于这一判断,文章借用制度化的理论,对通识教育的组织创新过程进行分析。
一
通识教育作为本土传统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宰中国几千年:“在昔时,孔子被推崇为中国的万世师表, 其影响于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之大,无人能比其十一。故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几乎纯粹以其学说为一切设施的中心思想。重陶冶,轻实学。这种教育宗旨,直至最近实行新学后,而始逐渐改变。” 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中,书院被认为是最能体现通才教育传统的建制。如钱穆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此外,从公元606年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也强化以经典阅读为形式的通才教育传统。总而言之,中国有着很强的崇尚文化教育、贬抑职业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二
基于本土实践需求的通识教育探索: 20世纪80年代
中国很早就开始接触、了解美国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模式。民国时期,这一模式在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学者也及时地介绍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此外,学界也很重视国外通识教育发展的思想动态。1949年后,随着中国全盘学习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西方的通识教育概念在很长时间内被淡忘了。通才教育的思想甚至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是纯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外语一直是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两类非专业课程无疑已经带有通识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的另外一个改革动向是减少专业的数量。当时越来越多高校发现,由于本科专业数量过多专业口径过窄,导致了无法安排学生就业的问题。1986年,国家教委颁发了新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专业数量大大减少。这一时期香港、台湾地区也开始了通识教育改革。例如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1984年提出大学生需要选修4-6学分的通识课程,台湾的清华大学在 1989年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本科教育对专业化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教育实践的刺激,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引入非专业课程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应对本土实践的需求,国外的影响是次要的。
三
学习西方、本土概念的提出与通识教育的第二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
通识教育的第二波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知识精英和政府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制度构建。这一时期,在介绍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的同时,中国的教育家也试图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教育概念,使用最多的是“文化素质教育”。1995年,教育部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正式在中国各个高校启动“文化素质教育政策”。当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周远清在讲话中指出,要纠正之前学习苏联模式、过于重视专业教育的做法,培养宽口径的、有文化素养的人才。
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大学提出的本土概念,因此得到官方的特别支持。在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倡导者看来,“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的,通识教育是美国的”。不过从官方层面,通识教育的术语也最终得到了支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被写进国家十三五教育规划纲要:“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促进文理交融。”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相配合,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实施第三次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按照“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进行,使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种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
四
通识教育的制度化努力及其超越: 2000年至今
通识教育的第三波浪潮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间开始启动。在这一阶段,各高校开始成立专门性的通识教育机构,试图将通识教育模式制度化。一些理工类高校虽然没有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但也成立了专门管理通识教育的委员会。通识教育的制度化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53所高校建立了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这些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往往成为各个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管理机构。2006年4月,教育部增设104所学校6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在通识教育以组织机构的形式得以制度化的同时,这一阶段的本科教育改 革开始出现了超越课程层面的通识教育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识教育的概念明显受到美国的启发,随着对美国本科教育模式了解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很多美国精英大学采取的是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的内涵比通识教育更为丰富。以通识教育为名义的改革往往聚焦于课程层面,而仅仅 从课程入手是不够的。在这一背景下,博雅教育的概念开始被一些研究型大学所采纳,比如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博雅学院;2012年10月,重庆大学成立了小规模的博雅学院,北京大学也采纳了博雅教育的概念在2014年的教学计划中指出:“要努力在专业教育中贯穿博雅教育的理念与思想,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学术能力。”
五
英国模式影响的回归
在2000年之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借鉴域外经验时主要参考的是美国的经验。2000年尤其是2005年以来,英国本科博雅教育的一些精髓如住宿学院制、导师制、荣誉学位制度等重新引起教育改革者的重视,并被引入本科教育。与通识教育侧重关注知识不同,博雅教育的传统兼顾心智训练和性格塑造两个面向,更加注重通过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导师制等熏陶学生的人格,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栋梁之才。英国模式影响的回归体现了本科教育改革从通识教育深入到博雅教育的趋势。
另外一个反映英国模式影响的举措是“政治、哲学与经济”(P.P.E)专业的引入。目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均设置了P.P.E学位。该学位起源于1920年的牛津大学,是英国跨学科本科专业最著名的代表。此外,荣誉学位制度的引入也反映了英国模式的影响。2000年成立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是浙江大学对优秀本科生实施“特别培养”和“精英培养”的荣誉学院,宗旨是推行英才教育、培养优秀人才,其设置有些类似于英国和美国高校中的荣誉学位项目(Honor Program)。2016年,清华大学也开始正式设立本科生荣誉学位。总而言之,自2000年以来,久被淡忘的英国博雅教育传统重新引起关注, 住宿书院制、导师制、跨学科本科专业(如P.P.E)、荣誉学位制等元素被引入到中国大学。
六
结论
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与文化传统,但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却是学习西 方的产物。中国在探索、设计其本科教育模式时,也必然要借助西方已有的术语如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等,并且在课程组织模式上借鉴西方已有的做法。研究重点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如何在结合本土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概念和课程模式,发展自身的通识教育传统。同时,中国大学在推行通识教育时仍然面临一些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障碍。与美国大学不同,中国本科教育的专业取向是非常强的,法学、医学都设置有本科层次的教育。从观念层面来说,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时,往往着眼于知识层面的考虑,将其视之为培养跨学科人才、复合型人才的一种教育模式,但大多忽略或不强调通识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功能,而后者恰是美国重视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动因。
此外,尽管通识教育的概念在我国已经被广为接受,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概念作为舶来品也逐渐进入本科教育实践,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概念仍然是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如何将西方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概念有效融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仍然是一大难题。此外,中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前景可能取决于大学如何进一步融合传统人文主义、社会主义传统和英美模式这三个传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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