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最近说的很多，我不讨论这个概念本身，前些天（2014年11月1-2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了一个“走向新常态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大会，在那个会议上大家对新常态提出很多不同角度的理解，甚至提出些争议。最后大家看对新常态理解主要几个，我的看法新常态就是一个经济下调，由过去高增长转为高中增长或者中增长，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基数越来越大，越到后来如果过度追求规模化，质量肯定受到影响，所以我说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下：一方面要调结构，一方面要保增长，如果注重保增长，实际上我认为转方式调结构肯定受到冲击，反过来，如果强化注重调结构转方式，经济稳增长可能受到影响，这两者我认为是存在一定冲突的，如何平衡这两者关系对高层要求很高，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现在中央宏观调控难度很大，对高层要求很高。

在新常态下我们再来看民生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很尖锐，前不久12月6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在江苏海门主办的“中国改革(2014)年会暨建设服务型政府高层研讨会”上，我有一个演讲，后来被速记稿记的很不完全，会后放到网上引起很大麻烦，我当时讲的标题叫“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与未来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我对习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做了一些概括，我也分析了习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我也分析了未来如何实现他的治国使命。我讲的观点，一个是对习的概括，第二个是分析四种冲突。我认为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是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四大风险。所以我结论说，未来需要实现他的治国使命，我认为首先要排解、排除改革阻力，再就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是我讲的结构。我在分析冲突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构成中国社会、我认为至少在当下非常影响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三种关键点。实际上不管官民冲突也好，劳资冲突也好，贫富冲突也好，后面隐藏的是一个民生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

所以我说从今天这个讨论话题来讲，我下面会讲三个观点，一个就是社会公众民生需求和我们供给的冲突越来越大，这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公众对民生需求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提供民生服务的供给，这两个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讲越来越突出。从需求来讲我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有两个因素对中国民生需求、公共服务需求产生重要影响：第一，中国社会正从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过去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是处在生存型社会形态，后来我们整个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在我看来，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个是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到50%以下，第二个是三产结构，农业产值大概不能高于10%，第三产业不能低于40%，再有就是整个社会形成橄榄型形态，最富和最穷相对少数，中产阶级逐步增长，城镇化率一般不能低于40%，拿这四个指标衡量的话，中国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发展型社会了，在这之前是生存型社会，解决最基本的吃住。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应该说老百姓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强劲，诉求越来越高，而且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判断，中国整体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

第二我认为带有结构性影响就是中国由中等人力发展水平国家正在向高等人力发展水平国家转换，处在中等人力发展水平到高等人力发展水平国家的临界点，这个每年联合国都有报告，就是人力发展指数，医疗指数、教育指数、生活质量指数，这三个指数每年全世界进行排名，处在0.5以下属于低人力发展水平国家，0.5到0.8属于中等人力发展水平国家，0.8以上就是高人力发展水平国家，我们现在处在0.7到0.8之间，离高人力发展水平国家还有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基本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由中等人力发展国家正在向高人力发展水平国家转换临界点，高人力发展水平国家的到来应该说很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这是两个大的判断，第一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第二个中等人力发展水平国家向高人力发展水平国家转换，这两个结构性的变化，我认为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

这是从需求方面分析。从供给来看，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对民生还是高度关注的，至少从时间周期点上我认为2003年“非典”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非典”以前我们可能关注发展，“非典”事件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公共服务上有重大的短板，我们开始注重医疗，更加注重教育，注重养老、社会保障，以后我们应该说政府不断加大对民生的投入。特别这些年来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把民生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我们在过去有很多努力，但是现在仔细分析的话，我认为我们和国外的差距非常大。按照我掌握的数据，一般发达国家来讲，它们现在用到民生的财政支出大概占整个财政支出的56%，高的像瑞典、挪威北欧福利国家甚至高到70%，换句话讲，在发达国家他们财政支出结构中，多一半几乎都用到民生支出上，国外民生支出也就是医疗、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五项支出。但是我们国家尽管这些年来我们纵向比我们增长很大，但是横向比我们差距还比较大，按照我掌握的数据我们用到民生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如果刨去民生基建项目，我们现在大概30%，很多财政专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你们后面校正。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用到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几项民生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大概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这个数与中国处在发展过程有关，我们很多不能全部用到民生身上，我们国家还要发展。但是整体来看我们还有比较，反过来看我们用到行政管理活动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3%，而在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超过10%的，它们都是在10%以内，比如美国9%左右，我们现在占到23%，为什么下一个改革公车，公车改革，公务接待，这些改革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大大压缩政府公务活动支出，我们尽管做了很大努力，很多是政策性造成的，所以体制机制性问题和政策本身问题导致我们相对用到老百姓身上东西钱比较少，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即使在有限财政支出用到民生上，内部结构非常不平衡，极其不均衡，比如现在养老并轨，养老并轨后还是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三支队伍，农民基本还在边上。所以说公平是相对的，企业职工退休金很少，我们掌握的数据，全国一亿退休人员，其中八千万是企业职工，平均退休金两千块钱，而两千万党政机关和事业退休人员，这两千万人退休金平均四千块钱，换句话讲一亿退休人员中，八千万是企业职工，他们平均月工资两千块钱，而两千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是四千块钱，可见制度出问题了，替代率很不一样，企业职工替代率大概40%左右，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替代率达到80%左右，高了一倍，这就不均衡。有人说要把农民给包括进来，农民是另外一个体系，新农合，医疗保险。所以从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公共服务内部结构分析来看，也体现了很大的不公平和不公平，我们面临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在这一方面改革任务非常重。中央十八大以后，大家看到中央深改小组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特别突出财政改革，财政改革就是强调中央转移支付要合理，这是一个要增加常规性转移，减少专项支出，最大限度能够体现地区相对公平和公正，这里头的核心就是如何进一步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五大民生领域的权限划分。我认为我们这个方面没有纳入到法制框架下，中央到底在这个方面承担哪些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哪些责任？中央和地方责任确定了财政该如何配给，这个一直没有法定化，处在弹性状态下，就像当年毛在的时候说中央集权过头就松一松放一放，地方出现分散主义就收一收，一直处在弹性状态中，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法定化，没有法制化，这是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按照我现在理解，中央现在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法定化划分，而且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包括民生重大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和财力如何配给，这些基础性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民生方面很难有稳定的全国均衡的、而且不影响各方面积极性调动的政策导向，所以现在面临问题非常多。

与此相联系，从中国目前大的方面来讲，首先要破除整个利益格局被扭曲的形态。我认为民生问题有问题，政府财政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是尤其社会公众愤怒、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分配制度不合理，第二是机会不均等，第三就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三者叠加使整个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大家想一想，35年改革开放下来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这个结果就证明当年邓小平说的两句话，有一句话我们实现了，另一句话我们落后了。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第一句话，他还有一句话“要带动共同富裕”，第一句话在很多地方实现了，第二句话在多数情况下都落后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分配制度不合理。第二个是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企业不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人和人发展不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企业来讲，国有企业相对强势，垄断，背靠政府，攫取大量利益，而且大量都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老百姓肯定怨气非常大。民营企业相对弱势，我们设置很多门槛不让民营企业进入，包括金融、保险、电力、电讯服务行业都不让民营企业进入，现在正在改，我就说过去。人和人处在不同发展的起跑线上，有权有势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轻而易举可以当大官，要发财轻而易举可以发大财。所以有钱有势的人要当官可以轻而易举当官，要发财可以发大财，农民小孩即使考到北大清华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所以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你父母越有能耐，官越大你前途越辉煌，社会阶层正在被固化，阶层被固化以后，结果底层人往上流动空间越来越少，甚至引发暴力事件、革命，所以说现在中国改革和危机在深化，这是第二个，机会不均衡。第三个就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既得利益即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又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形成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扭曲社会利益格局。所以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既得利益兴风作浪三者叠加以后扭曲整个社会利益格局，这是中国社会目前不稳定的根源，所以我说如果不能从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上有所解决的话，我想民生问题解决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很多问题不管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信任风险，都要从治本上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框架、制度保障，这也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新常态下如何解决民生这个大文章，应该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人更加关注的问题，反腐反过去要解决制度问题，运动式反腐只能治标，我认为中国治本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反腐败，要提供很多重要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包括如何保障民生的公平公正，解决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