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从2005点开展公共预算这样一个项目，包括一个是培训，我们给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代表写了一本《公共预算手册》，这个手册后来出了第二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读懂财政预算。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些评估项目，第三个我们在地方做了参与式预算的实验，一个无锡，一个哈尔滨，在基层工作共同参与推动预算过程。其实在街道一级本身没预算没监督，通过这个过程让居民有更多参与。这些做的效果当时局部看有效果，整体上看跟大的形势并没有配合，没有引起更多注意，虽然电视台也报过，但是好像也不是当务之急。

现在看在新常态下，公共财政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新常态，增长速度现在在放缓，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份研究说明，当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降到一位数的时候，最明显的是财政收入下降，当增长速度是10%多一点的时候，财政收入是20%以上速度增长，这个可能也有它的道理，增长速度一旦下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降到一位数。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下降，另外一方面是支出刚性在增加，各方面要求在增加，所以在新常态下，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面临很大压力。在这个时候，去年推出的一些改革，起码从理念上来讲，应该说非常好和非常正确的。我想，财政改革可以同时推动这三个方面目标的实现：一个就是效率，新常态下要有更多效率，整个市场经济要讲效率，政府现在掌控的，通过财政掌控的资源已经占整个国民收入30%多，不能光看预算内，而且要看整个大口径的财政。这部分如果没有效率，整个经济效率必然受到影响，三分之一运作如果是低效的话，整个经济运行也是低效。丹麦那个国家之所以能够运转比较高效，虽然增长速度是2，但是人民福利很有保障，关键因素也是，在它们自己说，它们公共部门运转有效率、是高效的。第二个就是公共财政对于在这个阶段实现社会公平更加凸显，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增速下降的时候，很多问题水落石出，赢家输家、困难群体在这个时候更凸显出来，通过公共财政来促进社会公平是其中之一。第三就是它应该是推进民主的重要的途径，现在修改《预算法》强调了全国人大的作用等等，中国的民主也应该是从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这个角度入手来加以推动。

在新常态下如果能够有效推动财政改革，实现效率、公平、民主，可能在这几方面需要做一些事情。

第一，要更加注重民生，这是财政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说现在用于投资的部分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在下降，但是看大口径财政的话，这个比重还是比较高，应该是把优先顺序排的再清楚一些。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必须要推动改革，好多事久拖不决，比如我们早早进行了社会保障、养老保障改革，个人账户资金一个是有空帐，一个是已经有积累的又运作效率这么低，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这部分积累，你要有了这部分个人账户积累，为什么不能把它有效投资起来、运用起来？前些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府部门对话，又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释，有点担心使用可能怎么样，但是他就不担心这个钱放在那儿，通货膨胀早就把那点利息都抵消了，未来怎么给老百姓接待，所以怕担责任，规避风险，最后使得效率、公平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在这些领域这只是其中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比如说“43号文”一发，地方政府规范行为起了很大作用，原来有一位市长准备借钱做事，借不了，一个很大的约束，当然那边开了渠道可以借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一边可以提高债务上限，另外一方面不允许借助各种平台，用政府隐性担保借债、乱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措施，实施的效果也是好的，但是这方面很多问题还需要逐步解决。

第三，新常态下的民生财政要特别强调保基本，这是我们葛延风部长提出来的，中国现在能做的是保基本，但是很多事儿没有做到，比如农村现在8800万贫困人口，现在是两边两条线，一边是贫困县2700块钱，另外一方面扶贫具体做法和贫困县没有直接关系。农村养老也是应该这样，我们既然定了贫困县，就以贫困县作为最基本生存的需要，在农村把基本生存需要保住了，这个社会基本就能够安定的。如果是2700块一个月就是200多块，我们建议65岁老人在现有基础上提到200块或者200多一点，到2020年可以实现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不要出现一些老人自杀这样的现象，这是保基本。农村要保基本，在城市也存在保基本问题，我们现在不宜提并轨。提到城乡并轨，大家呼声很高，刚才汪老师说做不到，确实做不到。日本用了一百多年才实现全国并轨，一开始养老保障多种形式，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建立起来的，到上世纪末才统一起来。我们主要把基本东西保住，让人家能实现小康条件下衣食无忧，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三个。

第四，特别要强调投资于人。在贫困地区投资于儿童回报最高，这一点，在道理上，如果是自己孩子，谁都懂，有时候我感叹官员，看他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一定最跟国际接轨，多少钱都舍得投进去，但到农村贫困地区学前教育普及，帮助山区里孩子能够接受学前教育，就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孩子一年1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宁可拿钱建乡镇幼儿园，补在砖头上，不愿意用这个钱补在人头上。去聘志愿者做这件事儿，我们呼吁了三年，从2009年开始实验，现在孩子已经上学了，有充分证据证明，有学前教育和没学前教育的孩子在入学表现上明显不同，语文、数学成绩，还有社会交往方面的表现都远好于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但这个事情决心下不了，没有技术困难和经费困难，但是就是怕担风险，怕出问题。如果说我们用一点钱，一个孩子1500块，从孕期开始加以关注，一直到上小学，上职业学校，我们帮助贫困地区孩子有一个向上发展的通道，身体好，早期体能教育能够受到这样的教育，未来我们要花的成本，花的钱少得多，对整个经济发展他们适应的能力就会强得多，这方面如果要说安排优先序，一定是要往贫困地区、往人力资本这儿去发展，往人力资本投资去做。我们一直在呼吁、在推动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进行这么多年，有一次我陪全国政协下去视察，有政协常委一开始还是这么认为，认为这有过度福利之嫌，连吃饭都要管起来了，所以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对南美过度福利，欧洲过度福利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性，对于社会公平，对于底层感受，他们的困难，有一点麻木，让人也是很感慨。其实你说这个是家长责任，孩子营养不良是家长责任，你拿出一个办法，你要是觉得你有办法，用强迫或者什么把贫困人口不让家里头改变，说我颁布一个法令，你们凡是吃两顿饭都违法，要吃三顿，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做嘛？你要没这个能力，难道就看着这些孩子营养不良吗？国家财政花一点钱，行政成本应该说最低，社会收益大，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还是说有钱要投资于人。

第五，要做好评估、评价。财政预算的绩效评价，财政部现在在抓，我觉得这个挺好，但是光财政部不够。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亚行的项目，给河南财政厅做公共财政绩效监督，看一下他们预算的过程就看出来，应该是财政支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应该老百姓能够理解，这是现在的公共管理所要求的，但是在财政那儿，现在的目标很明确的就是一条，就是你能够标注出这个哪个文件规定就行，也就是说财政能管到的就这一点。实际上一个省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政府是有优先序和目标的，比如教育，河南省说我要做一个人力资源大省，那么这是政府目标，我们下边就要看花没有花这个钱，花了，教育在财政支出中占23%，再往下看23%预算在教育部门具体的，比如学前、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怎么分配的？明显看到，他们高等教育在全国来讲不是高的，相对低的，但是在这方面花的钱还不少，你要想变成人才大省，到底是花更多钱在高等教育上，办一个北大分校，还是说办好职业教育，把更好的劳动力培养出来，这些都是选择。再往下细看这里边还有问题，比如说你怎么和老百姓沟通？怎么能够把教育目标明确列出来让老百姓能懂，22%的预算支出可以检验或者有结果，不管用在学率或者辍学率也好，也算一个指标，还有其他指标，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点困惑，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怎么建立，方法上怎么做，能够做到比较简便，易行，易于地方政府采用。地方有这样的积极性，这是很难得的事情。现在如果有谁对这方面有兴趣，我们欢迎一起来研究。我们一方面缺钱一方面有大量浪费，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象，通过绩效评价改善这种情况，使得财政资金效率提高，这是很重要的。

基金会现在跟财政有关的，我们在做三个事儿，希望大家有兴趣和我们联络，一个是刚才说的河南省财政绩效评价，我们重点帮助它们教育、卫生、农业、交通四个部门设计好绩效评价方法，当然也是一个整体的。比如说农业财政，大概现在花了很多，大概40%给到农民头上，60%用于其他，有的是用于扶贫，有的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怎么能够使它提高效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在做监测，学生营养改善项目涉及到大概十万所学校，我们希望能够做好在680个县的监测，我们现在策划设立一个网站，然后要这些学校直接用照片和图表把他们学生就餐情况上传到网站上来，通过网站可以起到一个监督、二是营养分析、三是知识传播、四是公益募捐这样的作用，技术应该能解决，网站内部设置已经差不多了，我们1月、2月将在一个县先试，然后选20个县开展这项工作。第三个就是我们做了中等职业教育评估，报告交给了教育部，评估之后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财政支出的资金，现在看，中等职业教育支出还不够，方法上也有问题，我们现在只有学生助学金没有奖学金，失败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差学校、差老师、差学生，校长们认为这些学生就还好是他们收容，否则就是社会问题，所以甚至有公开说学生是社会渣子，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对待学生，这些学生的心理实际是一种压抑扭曲状态，不利于培养他们自信，不利于他们未来成长发展。所以我们准备开一项实验，通过丰富课外活动，设立奖学金，培训家长，还有就是聘请国外退休人员教书等方式，改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环境，提高这些学生的自信心。这几项都是跟财政有关系，我们或者是评价或者是监测，或者是评价之后想提出一些具体改进办法，我们希望，从理论上各位都是很有研究，大家可以合作，从实践上我们提供一个场所，大家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