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
发布时间:2019-09-03

代际传递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现有文献只考察了职业、教育等单一变量对子代阶层的影响,而分析父代与子代阶层差异、教育差异、职业差异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较为罕见。鉴于此,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解雨巷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解垩教授近期发表的《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一文,将代际教育流动、职业流动及阶层代际传递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以回答阶层的代际传递在多大程度上与代际教育流动与职业流动有关。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仍有一部分弱势群体在收入和发展机会等方面出现了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这种阶层固化会窒息社会活力,是长期贫困的特征和主因,也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一环。因此,探讨阶层流动尤其是阶层代际传递受何种因素的影响无疑对制定公共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于代际传递的研究认为,父代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个体未来的生活,其中直接作用意味着父代收入对子代有直接影响,父代拥有较高收入能够使其子代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增加了子代未来获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机会,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子代未来更有可能陷入贫困;间接影响表现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的父代可以为其子代的教育及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中,教育和职业是影响阶层代际传递的两种重要因素。此外,父母的教育期望、文化素养等都会通过言传身教间接传递给子女,这进一步增加了拥有良好家庭背景的 子代未来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可能。

2

数据说明、变量说明和模型设定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把父代与子代之间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的差异,以及子代14岁时家庭主观所处阶层与其当前主观阶层之间的差异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 Ordered Logit 模型考察代际教育流动、职业流动对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

文章使用的2015年CGSS数据样本约11000份,为保证个体处于劳动力市场中,删除父代与子代小于16 岁和大于60岁的样本;并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取对数和缩尾处理,删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个体,得到包括2232个父子配对的基准样本。
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基于主观阶层认同,即阶层代际传递。核心解释变量为教育代际传递与职业代际传递。控制变量则包括子代性别、子代年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婚姻状态、BMI、身体健康情况、工作状态、有无参加医保、有无参加养老保险、人均住房面积、房屋产权、是否拥有家庭小汽车、居住地等变量。
文章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回归分析阶层的代际传递问题。在文章的有序模型分析中,因变量阶层的代际传递为定序变量。同时,文章的代际教育流动和职业流动与阶层的传递均为离散变量,通常采用的基于连续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不再有效。因此,文章尝试利用Sajaia(2008)提出的Bioprobit模型(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与Roodman(2009)提出的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条件混合过程方法)对模型重新估计并对照分析,以判别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此外,文章选取个体兄弟姐妹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指标的合理性在于子代受教育程度与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有关,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这说明代际教育流动与兄弟姐妹数量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个体与其兄弟姐妹并不会保持在同一阶层,这说明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与阶层的代际传递并不存在直接关系,能满足一定的外生性条件。

3

代际阶层、教育、职业的关联分析

文章将当前阶层与14岁时阶层进行比较,并分析代际阶层、教育与职业的关联性。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使用肯德尔秩相关检验分析教育、职业与阶层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研究显示,代际教育、代际职业与代际阶层传递均显著正相关。其中阶层间的代际传递系数最大,数值均在0.4以上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代际的阶层相关性强于代际教育和职业相关性。由此说明父代阶层即父代社会地位是影响子代阶层最重要的因素。西部地区教育的代际传递 关联系数较东部地区的代际关联系数大,其中西部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的父代教育程度与子代教育程度密切关联,家庭背景差的子代其获得的教育机会较少。而东部地区职业的代际传递关联系数高于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父代的职业层次显著影响到子代的职业层次,西部地区子代较东部地区更有可能实现职业层次的跨越。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阶层具有较强的继承性,父子两代的阶层关联性强于教育和职业关联性,中低阶层呈现向上的代际流动趋势,中高阶层存在向下流动的压力,父子同处于中间阶层的分布较集中,说明中产阶层的代际流动趋势较稳定。第二,代际教育和职业向上流动能够显著促进阶层向上传递,从而改善阶层 固化,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流动、职业流动对不同出生时期的子代的阶层改善作用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教育流动对阶层改善的作用日益强化,但近年来教育因素、职业因素对阶层改善的作用出现弱化趋势,这说明阶层向上流动呈现受阻的趋向,社会资源向上层聚敛,阶层固化的现象初步显现。第三,代际流动呈现地区、城乡差异,东部地区、城市地区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比教育向上流动对代际阶层改善作用更大,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教育流动对阶层改善的效果强于职业流动,这也暗示公共政策在解决阶层代际传递地区异质性方面应有所作为。

因此,研究建议在当前反贫困背景下,瞄准阶层较低的群体也是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方面,剖析阶层代际传递的成因,制定低阶层群体的识别标准,是解决低阶层贫困问题的首要环节;尽可能消除制度安排中的歧视性内容,对低阶层群体实施必要的制度性照顾和政策性倾斜,这对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平有积极意义;在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形成诸如就业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等解决阶层固化的多层次资源支撑和保障体制;平衡地区和城乡资源,推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介绍文献

解雨巷,解垩. 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J]. 中国人口科学,2019(2): 40-52+126-127.


文献推荐者感想

当“寒门难出贵子”,教育不公和就业机会不平等成为时下社会热议的话题时,拨开表层的迷雾,真正需要反思的便是社会流动缓慢、阶层固化初步显现,甚至在个人财富、社会资本乃至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呈现出的“马太效应”,究其原因何在?又如何应对,如何改变?这已然成为整个社会需要面临的问题。尤其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而言,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教育能够促进阶层向上传递,从而改善阶层固化,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与之相对应的阶层区间内,这个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划分,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聚集地。加上户籍制度的隔离、区域性政策的压力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隔阂,教育原有的公共属性被权力、资本、市场乃至政策制度的导向性所遮蔽,进而使得通过教育来增强代际流动,促进社会公平成为了难以落地的理想化蓝图。因此,面对当下阶层代际传递带来的种种问题,首先就要从制度着手,消除原有制度中的弊端,补齐短板,因地制宜地实施必要的制度照顾和倾斜,平衡地区性和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进而推进教育等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ND-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CIEFR-PKU

欢迎访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欢迎读者转发、传播本公号刊载文章。现就本公号版权事宜说明如下:

标记为“原创”或者来源为“CIEFR”的文章版权归本所所有,仅允许全文转载,且须注明来源、作者和原文链接,不得删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不得删除本公众号名称和二维码。禁止未经授权的其他形式转载。

如需转载原创以外的其他文章,请直接联系版权所有人。如对本公众号所发布文章版权有异议,请随时联系我们(editor@ciefr.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