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出记者张渺采写的关于农村学校的文章，我所刘明兴教授接受了张渺的采访，并就农村学校的发展分享了个人见解。现将该文全文刊载如下：

 

   每当一位教师因事外出，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洞子沟村小学就得有一门课暂时停掉。

　　两年前从江苏来这里支教的赵蕾发现，“没有支教老师的话，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运行”。学校里还有一位老师兼任会计，偶尔也会因事无法上课。“一旦缺一个教师，就要停某门课”并不是罕有的情形。

　　这所村小目前共有学生144人，教职工16人，包括各类教师12人、厨师2人、门卫1人、校医1人。按照2001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农村小学的师生比标准为1∶23，也就是说，这所学校的教师编制名额只有7个。

　　“这就是小规模乡村学校面临的困局。”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在我们调查中，农村学校总是会反映缺人，而更多情况，是‘超编缺人’。”

　　他说，对于农村超小规模学校而言，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师生比配置教师，从教学需要来看远远不够。

　　“这就是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超编缺人陷阱。”秦玉友说。

　　全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麻雀学校”。据甘肃省教育厅披露，截至2015年5月，甘肃农村地区学生人数在10人以下的微小规模学校有3700余所，其中“1人以下”的有219所，5人以下的有1870所。同时，该省有1180所完全空置的学校。随着学生的去留，这一数据随时可能变化。

　　所有的教师都是跨学科、跨年级任课。一位教师带着二年级的语文课，三年级的音乐课，四年级的综合课，几乎每天都要忙到21点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14年冬季，赵蕾到洞子沟村支教的时候，学校里只有52个学生，3个在岗教师，教师岗位有一人超编。

　　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思想品德……该上的课一门也不能少。所有的教师，都是跨学科、跨年级任课，除了负责教学和平时的家访工作，还得负责孩子们在校期间的安全。

　　学校为孩子们申请到了一个众筹的免费午餐项目，近几年里，学生基本都在学校吃饭，老师的任务又多了一个。

　　赵蕾注意到，在这里工作的教师很难“出成绩”，评不上高职称，工资每个月大概只有1000元出头，生活条件差，交通条件差。

　　洞子沟村离镇政府4公里，是省级重点扶贫村。村里只有一所学校，校园面积不大，地面没有经过硬化处理，只有5间教室。教室木门蓝色的油漆，有的地方被晒得发白，有的地方被磨得发黑，上面满是孩子留下的划痕。

　　今年夏天，河北小伙王晓飞参加完大学毕业典礼后，去了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的另一个村子闫洼村。

　　他下午5点多下了火车，校长来接他。在车上，校长就问王晓飞，“打算在这儿待多久”。王晓飞回答他，最短也是一年。

　　校长高兴了。乡村小学最缺的就是长期支教的老师，如果来两个月就走了，学生们往往会刚适应了一种授课方式，就不得不重新适应另一种。

　　王晓飞到校时，学生已经放学，几个家在附近的孩子正在旁边玩。孩子们“呼啦啦来了一堆”，“像看宠物一样”看着这个剃寸头的年轻人。有的孩子还跑过来问他，“老师你叫什么啊”，“是哪里人啊”。他一下就感到了孩子们的热情。

　　但紧接着，他就体会到了这所乡村小学处境之艰难。

　　学校只有3名教师，都是快要到退休年纪的老教师，学生呢，只有38个，同样是处于教师严重超编、却又严重缺人的状态。学生在这里只能读到4年级，再想往上读，就得去别的村更远一点的小学。这所学校以前有5年级，后来撤掉了。

　　“学校里连国旗都没有。”王晓飞感慨。他还注意到，邻村一所小学倒是有国旗，却破破烂烂的，甚至缺了一角。

　　在贵州龙里县某乡村小学支教的杨老师，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学校里算上支教老师一共有10名老师，要负责5个年级170多个孩子。

　　他的学生大都是留守儿童，有些孩子嘴里总嚷嚷着将来也要出去，像父母一样，到大城市去打工。

　　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选择把孩子接到打工所在地去当流动儿童，学校里的学生慢慢在减少，按照师生比的要求，教师的“超编”程度越来越严重。

　　但教学任务并没有因此减少。杨老师一个人带着二年级的语文课、三年级的音乐课、四年级的综合课，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21点多。

　　“农村义务教育的结构性超编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的，”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刘明兴教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农村教师会争取向城市调动，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这个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很难解决。”

　　在前些年的全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大量的小规模学校被撤并。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背景下，城镇里的学校班级扩大，而农村学校的规模逐渐缩小。

　　“这样下去我们只有被撤并一条路。”洞子沟小学的一位教师说。“农村需要的是好老师，不是教学楼，不是多媒体。”这里的老师经常在网上的一些支教论坛发帖，请求年轻人来洞子沟小学支教。

　　但对支教者来说，在乡村小学任教只是暂时的，大多数人还有自己的家庭责任，不可能一辈子待在乡村。

　　“毕竟人往高处走，如果要一辈子待在乡下，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难做到的。”赵蕾说。

　　要留住村校，关键还是在于教师。没有教师，一切希望都会落空而成为空谈

　　同在贵州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徐老师，经常被自己的学生“惊到”。

　　这些孩子脑子里的念头总是天马行空。他们会认为地球上有外星人，认为天上住着神仙，地下住着土地神，认为电视剧里的演员“死”了就真的不会再活过来了，认为四大洋就是“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五大洲则是“郑州、贵州、广州……”

　　“无厘头，但又是那么的可爱，他们的大脑灵活，思维敏捷，他们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她在日记里写道。

　　徐老师经常思考：“到底是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成长？还是信息的闭塞、教育的落后冻结了他们的思想？又或者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她充满了无力感，毕竟自己“也只是个凡人”，没有那么大抱负和能力去改变这些孩子的现状。

　　她在学校负责三年级语文，还有其他年级的副科，以及全校学生的音乐。她觉得，在乡村做代课教师的人，“所要面对和承担的东西比想象中还要多”，工作量与工资不成比例，甚至收入根本没办法支撑生活。

　　据秦玉友介绍，师范毕业生的选择倾向和在职教师的流动倾向，影响着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有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毕业生，一般会优先选择大城市的学校，其次会选择中小城市学校、县镇学校，最后才会考虑农村学校。而在不同的农村学校之间，教师们往往也更倾向于排除掉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

　　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也存在着从偏远向中心、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倾向，这加剧了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素质困境。

　　他在调研中还听到，四川省某乡镇中心小学教师抱怨：“我们去年刚涨了400元工资。结果后来一说要体现倾向艰苦地区，把我们又调了回去，变成了300元，听说县城老师降得更多。”

　　用刘明兴教授的话说，教师面临的问题很多，最明显最严峻的问题，是“工资体制比较僵化”，对教师的激励效果很弱，导致乡村教师流失率高。

　　徐老师支教的村小，坐落在乡镇东南面最偏远的山旮旯里，贵州山区地势复杂，山高坡陡，气候恶劣。周围都是土路，一旦下雨，就“特别让人恼火”。学校里有6个年级，64个学生，却只有6个老师。

　　“村小基本留不住老师，好多学校都是当地周边的老教师在撑着。要留住村校，关键还是在于教师。没有教师，一切希望都会落空而成为空谈。”徐老师说。

　　更重要的是教育人力资源的储备与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的增加，而最终的落点，其实是农村的全面发展

　　洞子沟小学有几间教室的门上缺了木板。冬天到了，教室里四处漏风。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取暖问题，今年11月初，牛俊峰校长给洛阳市一个大型公益活动主办方打了电话，想为孩子们呼吁众筹，“争取每人一个暖手宝”，勉强算是能过个“暖冬”。

　　“一直是校长苦撑所以一直没有倒，孩子们才能就近有学校上。”赵蕾老师感慨，“现在情况属于勉强维持，但是下学期怎样，还是得看众筹结果，学校的生存完全依靠社会民众的支持，还是岌岌可危的。”

　　洞子沟小学的困境，用秦玉友教授的话说，属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在经费总量不足的同时，面临经费使用的效率困境”。

　　秦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甲乙两所北方地区的小学，面积相同，班级数目也相同。甲校学生多，每班45人，乙校学生少，每班有15人。冬天给两个学校按照人数拨供暖经费的时候，乙小学得到的钱数，就会只有甲小学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由于供暖面积相同，两所学校需要的供暖经费是一样多的。

　　“很多像乙小学这样的小规模学校，许多支出项目的经费，不会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如果按生均标准进行配置，经费总量就显得严重不足。从经费使用效率来看，有一个理想规模问题，当学生数量低于这个理想规模时，经费使用效率就会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而降低。”秦教授解释。

　　他建议制定符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际情况的教育投入原则和标准。“首先是要建立以班级数量为基础，充分考虑各年级应教科目数量的师资配置模式。其次，建立以班级数量为基础，适当考虑学生数量的教育经费配置模式。针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数量少、平均班额小，而班级相对较多的情况，公用经费应该以班级数量为基础进行分配，可以因学生数量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但是不能相差太大。”

　　他还提出，更重要的是教育人力资源的储备与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的增加，最终的落点，是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其中提到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尤其提到了村小学、教学点编制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

　　在刘明兴看来，对于结构性超编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也提出了很多解决办法，目前的方法，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

　　“但这个还会带来别的问题，因为超编问题本来就是由于编制这种干预而形成的。”刘明兴说。

　　“支教老师流动性大，孩子们需要不停地适应新的老师。但在目前超编缺人的情况下，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学工作，就暂时只能依靠支教老师来应急了。”秦玉友说。

　　支教老师对此类学校有特殊意义——包括王晓飞在内，这一学期，闫洼小学一共来了4名支教老师。开学后，学校恢复开设了五年级。

　　家长们一看，这所村小又有新老师了，许多之前被送到镇上寄宿的学生，又被接回了家。新学期，学生增加到了近140人。

　　王晓飞打心底里开心。

　　刚来支教没几个月，他因父亲生了重病，不得不请假赶回老家。校长一度担心他不会再回去。但等到父亲的病情一稳定，他就坐着火车，回到了闫洼村。

　　“我跟校长说过，要待就待一年，我不能失信于这些学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