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
发布时间:2019-12-24


从2004年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废弃物制造量最多的国家。面对这个前所未遇的环境治理危机,政府开始将垃圾焚烧视为良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劼颖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与社科学院的李雪石在近期发表的《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一文中,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进路出发,打开技术的“黑箱”,检视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当中的技术争议。研究基于论域分析的框架,对垃圾焚烧技术的争议焦点——剧毒物质二噁英的排放进行分析,以回答这项技术招致反对的原因。研究还将借由民族志带领读者进入两个社会世界———垃圾焚烧设施及其应用者的话语世界和反焚运动的话语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垃圾焚烧的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由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生产、应用、循环和竞争的。

一

研究框架和资料来源

近年有研究者提倡一种结合STS(科学技术研究)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交叉研究,以STS的进路来理解环境问题。文章遵循这一传统,试图透过STS的视角,打开技术的黑箱,将科技知识“去本质化” (deessentialize),观看关于垃圾焚烧的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由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生产、应用、循环和竞争的。研究关注环境争议当中的知识生产过程,通过对争议性技术的论域分析,追问科学技术在地方被应用、传播与遭受争议的过程中其相关知识如何被再生产出来,并试图理解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所当中生成相关知识并使得这些场所生产的知识具有合法性的。


研究追溯垃圾焚烧技术,采用“多点民族志” 的调查方法,同时结合对官方文本、科技文献、大众传媒文本等材料的分析。民族志资料来自于2012-2016年作者在广州与北京两地所做的田野调查。从2012年9月开始,作者在广州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2016年3-6月,作者又在北京补充了资料。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和访谈。参与观察的场所为公共垃圾处理设施与设备,包括广州市的一座以及北京市的两座垃圾焚烧厂,此外还包括反焚人士的集会、讨论、讲座以及法庭庭审现场。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官员、环境科学工程师以及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行动者。

二

论域分析与知识生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论域分析(arena analysis)成为STS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分析框架。论域分析关注关系和行动中的人与事物的活动、陈述(叙事、视觉、历史、修辞)、工作过程(合作、争议)以及各种话语的交织,其分析对象包括科学的实践、工作、组织以及技术的创造、流动和应用,侧重于描述关系性的话语空间,适用于分析多元化的话语及知识生产过程。论域分析关注各个社会世界当中不同的话语是如何被构建出来,如何与相应的知识/权力结合从而取得合法性的,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与生产知识的物象化场所紧密相关。合法的知识需要在合法的空间中生产,而合法的空间需具备封闭、秩序、标准化、非地方性的特征。


然而,在现实的环境治理当中,如下三个方面仍是具有争议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地方应用的限度、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界限、实验室与地方作为不同知识生产空间的合法性,这些可协商的界限就成为了STS的焦点。在环境冲突、公共健康争议当中,科学空间和本地知识的分界点往往成为谈判的关键。在每一个争议当中,标准化的、中立的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本地,本地生产的知识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入合法性的科学知识等问题都经历了再建构,这种再建构的过程以及各方所使用的策略,正是对科技知识应用的一个分析焦点。

三

作为边界物的二噁英:垃圾焚烧与世纪之毒

垃圾焚烧技术之所以遭到强烈抗议,主要是由于其剧毒排放物质二噁英。虽然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是已经确立的科学事实,但相关科学知识还有很多尚不明确的地方。正是这些“未完成的科学”(undone science)给争议留下了空间,也使不同团体的话语对二噁英有不同诠释。反焚者怀疑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无法被有效控制,会极大地危害周边乃至全市居民的健康。支持焚烧者则相信,反焚者妖魔化焚烧技术,就像近代中国人害怕照相机摄人魂魄或因为害怕火车而拆毁铁路一样。研究认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方的叙事更真实,而是在于检视双方如何建立起其自身关于环保、垃圾处理和相关技术知识的合法性。文章将二噁英视为边界物,相关争议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中介”(mediation)的过程,二噁英跨越多个社会世界,相关争议围绕它进行并因之在分歧中继续下去,从而不断进行知识生产。

四

垃圾焚烧技术论域中的知识再生产

(一)边界物二噁英:呈现与见证

二噁英是垃圾焚烧技术饱受争议的一个根本原因。争议双方想要直接证明垃圾焚烧厂是否正在产生二噁英,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对于二噁英的呈现成为关键。双方都力图不断生产可视的证据,通过生产证人来制造共同见证,从而生产关于二噁英的合法知识。垃圾焚烧发电厂兼具处理垃圾的功能性和对公众科普焚烧技术的展示性。这种展示性包括数据化、展览化、表演性三个策略。人们在其中确实看见了先进精密的设备,也“看见”了燃烧过程。呈现,是科学论域中常见的一种知识生产技术,垃圾焚烧设施通过呈现燃烧过程以及本不可见的污染物,不断宣称着技术的安全性,生产着“安全的垃圾处理技术”的见证人。另外,呈现的策略不仅在于如何展示,还在于展示什么和隐匿什么。另一方面,反焚者也在积极地制造人证和物证,以呈现不可见的二噁英。同时,专家认为见证的可信度是有等级的,科学仪器和专业人士的见证更具优越性,常民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见证。而反焚者则试图把常民的见证合法化,他们同样认可见证的效力,同样接受科学的逻辑,特别是实证主义,只是反对专家在证据提供及解释上的独断权威。


(二)合法性知识生产的策略:去地方化与地方性

不同的策略都与技术应用和知识生产场所的地方性密切相关。焚烧技术的应用及其设施的设计尽可能地采取了去地方化的策略,以此重申此技术的科学性与普遍适用性。科学生产空间的去地方化的策略,即对于标准化、公共性以及可见性的操作,这在垃圾焚烧厂的设计当中均有体现。此外,垃圾焚烧设施还努力增强其公共性及可见性。常年与反焚运动博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全国兴建的焚烧厂越来越注重强化其公共性和展示性,以应对质疑。反焚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批评标准化的、超越地方性的技术叙事,通过强调地方适用性和引入地方性、情境性知识来挑战垃圾焚烧技术。尽管策略相异,但双方都努力通过对“地方”的论证来合法化自身的话语:一方试图证明,焚烧设施可以创造一种具有科学性的空间环境,有效控制二噁英的形成和扩散;而另一方则用地方性质疑普遍性知识的有效性,指出焚烧设施并不具有通用性。双方都致力于论证自己知识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高于对方。可见,有效性总是来自于“谈判秩序”的建立,物质场所授权知识声明的能力从来就不是自动或永久的,其合法性来自于不断的物象化,技术应用的场所尤其如此。

五

结论

研究聚焦技术的争议本身,通过论域分析,展示相关科技知识是如何在技术应用当中及其反对者发动的争论当中被再生产的。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建构了各自版本的对于垃圾焚烧技术的知识。焚烧技术的支持者谨守着科学的话语权。针对反焚运动的挑战,技术的应用和传播采用了去地方性的策略,通过营造显示科学客观性的空间场景,将垃圾焚烧设施对二噁英的有效控制及安全性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反焚者却在不断生产着挑战垃圾焚烧科学技术的反话语。他们也积极制造见证,以呈现此技术的风险;还通过引入地方性知识来建立自己的有关风险和毒性的表述,挑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的地方适用性。


焚烧技术争议中所产生的两套知识的对战至今仍未落幕,研究对其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尤其强调双方对话和辩论的动态关系。在这个论域中,研究将聚焦灯从原来的舞台中心,即专家与政府对于垃圾焚烧技术的官方科学论述,更多地转向以往不被关注的人与物,包括争议技术应用的实体设施本身、民间的技术反对者,等等。此外,研究将设施的物理空间纳入论域分析是对此种理论框架的一个尝试性的应用,这应和了近年来人类学研究对于大型设施、物质空间的关注,也丰富和拓展了论域研究的应用界限。将对设施本身的分析纳入对一项技术的论域分析,也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争议性技术的“黑盒子”,为社会科学理解科技争议提供了以往缺乏的视角和解释路径。

介绍文献

张劼颖、李雪石. 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 [J]. 社会学研究,2019(4):146-169.

文献推荐者感言

环境问题背后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等多重因素,其中的话语、权力和利益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不一样的知识生态,研究中提及的垃圾焚烧便在焚烧与反焚烧的两种话语机制中进行着知识生产和呈现,尤其是被不同的社会运动者生产、应用、循环和竞争的关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诸多知识正在寻求合法性。因而,在建构合法性知识和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现实的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冲突、公共健康和环境治理的权责往往成为被争夺的关键话语。此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垃圾焚烧为例,焚烧技术的安全性、环保性和适用性正在话语和知识的博弈中寻求定位,在今后的环境治理和环保运动中也应该更加关注对技术发展的反思和对知识生产的追问。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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