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指出:“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我国教育部在2012年进行的高校学科评估中也将“专家团队情况”即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当前,人才强校已成为高校谋求发展、争创一流的重要战略举措,各高校都想方设法吸引外部人才、稳定内部人才,人才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指明了高校人才工作改革的方向,也反映出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的现实和问题的严重性。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江珊以及刘少雪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高校人才资源竞争现状探析——以2007—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职业流动为例》一文,选取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下简称院士)作为研究对象,而对院士当选后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挖掘和分析,进而了解我国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流动情况。
一、数据与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在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院士就职单位门户网站和百度百科词条三方网络平台搜集数据信息,对2007-2015年当选的226名院士(原229人,已故3人)进行履历分析(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以了解其职业流动情况。统计结果表明,172名院士从当选至今,其官方工作单位未发生变化,占样本总数的76.1%;有54人发生职业流动,占样本总数的23.9%,其中21名是因上级组织命令而出现工作调动的,33名则是主动发生职业横向流动的。
二、研究结果
研究数据表明:第一,院士在当选后的职业流动率很低。226名院士当选时平均年龄不到54岁,当选至今已有3-10年的工作时间,在这期间真正有过自发校际及趋洋(跨境)职业流动的仅有33位,其中,属于趋洋(跨境)流动的有4位,是从香港地区向内地高校及科研院所流动,未出现离开中国赴国外高校的全职流动案例;当选时与当前的官方工作单位出现一次变动的有27人,占样本总数的11.9%,出现两次及以上次数变动的有6人。这表明,多次变换工作单位的科技领军人才为数较少。第二,自发校际及趋洋(跨境)职业流动的院士大多属于在岗职业流动。在33位出现自发职业流动的院士中,除了有3人完全离开当选时的工作单位外,其他30人均属于在保持原单位不变的情况下,在当选院士后的第一至九年开始在其他高校或科研院所兼任“双聘院士”、“特聘教授”,即所谓的“柔性”流动,占样本总数的13.3%;同时在3个及以上不同学术单位任职的有6人,占2.7%。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三方网络平台对证发现,在“柔性”流动的30位院士中,有9人的官方工作单位明确指出其具有多重身份,其他21人则仅列出一个工作单位,这未能完整体现部分院士多机构任职的实际情况。因此,虽然没有相应制度来约束院士在多机构、多岗位任职的行为,但自发选择职业流动的院士所占比例依然很低。可见当选时所在单位对院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关兼职规定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职业流动。第三,院士主要在教育科研系统内部进行职业流动。从33名产生自发职业流动的院士的单位变化情况来看,有31位是在教育科研系统内进行的,2人则是跨系统流动,即从教育科研系统转向科技企业。跨系统流动少的原因可能与院士自身经历相关,他们大多长期供职于教育科研系统,并在其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学术理想,也有较好的生活保障,因而很少需要从外部系统来寻求职业发展及额外的经济利益。可见,教育科研系统内的职业流动符合院士所从事学科的性质及其自身发展需求。第四,与工作单位拥有学缘关系的院士较少出现职业流动。对226名院士进行生涯追溯研究发现,有108位院士当选时所在单位与其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就读学校有重合,占47.8%,其中出现一次重合的有47人,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重合的有61人;而在产生自发职业流动的33名院士中,只有6人的单位与其求学单位有重合,占该群体人数的18.2%。可以看出,对比没有学缘关系的专家学者,拥有学缘关系的院士更少出现自发职业流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研究结果,即学生比教师更忠于大学。第五,院士在职业成长阶段基本能保持单位的稳定性。除服从上级组织调动而出现职业流动的院士外,205位学者中(191人可统计),初始工作单位、当选时所在单位与当前工作单位保持一致的共有116人,占可统计人数的60.7%;另有37人虽已不在其初始工作单位,但在当选院士前,已在当选时所在单位工作10年及以上,二者相加,占可统计人数的80.1%。在产生自发职业流动的33名院士中,有17人的初始工作单位与当选时所在单位保持一致,5人虽不一致,但当选时也已经在当选时所在单位工作10年以上,二者共占66.7%,由此可以推断,院士们在其职业成长阶段大多能够获得工作单位的重视,对其职业成功有重要作用。而当他们当选院士后,也不太愿意离开原培养单位。如果在职业成长初期没有保持长期(10年及以上)稳定,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三、结论与建议
选择适合自身学术发展的工作单位是高层次人才的权利和自由,也符合精英人才职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科技领军人才的中科院院士在获得职业成功后,职业流动的情况并不像舆论报道的“挖人大战”那么如火如荼,这说明:
第一,高校“挖人大战”是部分高校与少数高层次人才之间的“游戏”,一些媒体以偏概全的报道不符合我国高层次人才职业流动的实际情况。中科院院士作为国家科技领军人才的代表,当选后自发选择职业流动的人数不到15.0%,而且其中大多数属于在岗(如双聘/多聘)职业流动,并没有真正与当选时所在单位脱离劳动关系,人才争夺大战也并未如社会舆论所渲染的那样能左右高层次人才的职业选择。
第二,高层次人才市场勿将薪酬待遇放大成唯一的工作资源,从而影响学术圈的健康氛围。薪酬待遇是高校给予高层次人才工作资源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高校的非理性“竞价”举措,并没有吸引到真正的高水平人才,反而严重损害高层次人才的职业尊严,影响高校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
第三,高层次人才在职业生涯探索与建立阶段积淀的工作资源对职业流动有较大的影响,值得引起重视。在108位与当选时所在单位拥有学缘关系的院士里,仅有6人出现过自发职业流动,而在33位产生自发职业流动的院士中,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在当选院士前已更换过至少1次工作单位,且在当选时所在单位的工作时间不满10年,这些都说明了院士在其职业生涯探索与建立阶段形成的学缘关系和在初始工作单位积累的资源对后期职业流动具有影响。因此,相比花费大量的精力和代价去引进高层次人才,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做好高校的本职工作——培养优秀的人才、杰出的校友,即培养和造就今日的学生成为未来的大师应该比吸引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师更为紧迫。同时,关心、爱护和支持处在职业生涯初期的青年教师,因为培养自己的大师比引进大师更可靠。
第四,适度、公开的工作要求对于高层次人才工作动机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规范高校人才市场。虽然不少国家政府和高校都制定了教师兼职兼薪者主动披露信息制度,《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中也明确指出如果有相应的学术兼职需要向组织报备,但目前来看,这个规定执行得不彻底,客观上易于引起媒体与大众的误会误解。因此,规范和完善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兼职兼薪信息公开制度,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它不仅是维护高层次人才正常职业流动的重要保证,还可以帮助高校识别、控制和规避人才引进的风险,从而实现人才引进的利益最大化。
介绍文献
江珊,刘少雪.高校人才资源竞争现状探析——以2007-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职业流动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05):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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