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个人来说，中英项目可说是迄今为止给我生命最大感动的项目。我经常说自己是中英项目这所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1999年5月，我从美国加大伯克利博士毕业后回到北大任教，同年 12月第一次来到临夏，担任了项目的教育财政咨询专家。后来随着项目推进，在不同阶段还兼任过研究咨询专家、学校布局咨询专家，一直到2005年，我因为承担了创办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任务才离开。

想起这个项目，我首先想到的是几个“最”！

第一个“最”是这个项目给了我最“美味”的记忆。有一次我和北大同事们聊自己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轮到我的时候，不知怎么，我想起的都是我在中英项目上的“美味时光”。好些还都是和东玲在一起体验的。东玲就是甘肃省教育厅财务处的韩东玲处长，我们两个人当时负责项目的教育财政部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跟着她一起下乡。让我想起来的还不是东乡手抓这样的“著名美味”。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到了县里，忘了是哪个县，县里同志说“今天带你们去吃点好吃的”，在车后备箱里扔了两个桶、一个锅，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县城边上的大豆地里（当地人把蚕豆叫大豆）停了车，我们在小溪边上支起几块石头，开起了灶。从小溪里舀了水，水烧开了，到田里随手摘几把大豆扔到锅里。在田野边儿上我们席地而坐，边吃边聊。今日想起来，俨然就是“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临夏版故事！那真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鲜美的大豆了。还有洋芋（土豆）下来的时候，好几次都是东玲和我一迈进县教育局的办公室，就看到有一盆蒸开了花的洋芋在等着我们。不知是县里的同志因为知道东玲和我是两枚“吃货”而特意准备的，还是那本来就是那个季节的常备待客之物。我们坐下来，拈点儿盐，就着杯热水，就开吃。

也许也因为这些情谊，这个项目也给了我迄今为止由工作而来的最长情的好朋友。记得我刚到项目上的时候，东玲的宝宝“毛毛”还只是四五岁。他很喜欢我这个“王阿姨”，而且因为喜欢王阿姨还嚷嚷着要到王阿姨任教的北京大学来读书，然后要和王阿姨当同事！还和他妈妈担心地说：“我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王阿姨太老了，已经退休了？！”时至今日，毛毛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优秀的青年，正在美国读材料学博士。他出国前，东玲一家和我在北京的老莫相聚，看着毛毛的样子，我想他成为一个比王阿姨更加杰出的学者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我的这篇文章也要留着，等他当了北大材料学教授的时候再给他看！

第二个“最”是这个项目给了我田野调查中最惊险的经历。那些年我经常跑全国各地的农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遇到了泥石流，山路垮塌。我和同行者站在路边看了看不远处半个小时前被全部掩埋在泥石流下的村庄，默然了片刻，弃车而行，继续赶路。不过要谈我自己最惊险的经历，还是在中英项目上。有一年冬天的二月，我和白天佑处长到项目县去，白处当时好像还是民族处的处长，当时我和他搭对儿负责学校布点。当天大雪，我们的车轮上都缠了防滑链，做好了准备。走到一个陡峭的山路拐弯处，车子突然开始原地打滑，从道路最靠里的这边一点一点滑到另一边上，感觉马上就要掉到山下去了！这个时刻万幸车子停住了！我记得随着车子一点一点的滑动，自己的心脏砰砰响：“是不是应该跳车呢？是不是应该跳车呢？”其实只是脑袋在动，根本就没有手脚的机灵。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和白处都互相庆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第三个“最”是这个项目给了我最感性的关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认识。记得第一次到项目上是1999年12月，当时是整个的咨询专家团队到现场。似乎是到了东乡，我们进到一个学校的时候，因为校舍是危房，孩子们正在大雪地里露天上课。我当场忍不住就流泪了，当时似乎我们同去的好几个女老师都流了泪。我当时想，我在北大学了三年的教育经济学硕士，在美国又学了五年八个月的博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还是这个样子。在后续的几年我因为同时承担教育部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第二期预研究”等研究课题的缘故，走了不少省的农村学校，看过不少校舍简陋、孩子因贫失学的样子。不过再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都没有了第一次在东乡那种流泪的冲动了，可能也就是所谓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不过，这种感性的触动确实是我改变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美国学习时主要做教育经济学定量研究，回国后转为聚焦我国农村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我意识到，作为研究者，似乎感性的触动是自己研究的主要动力。我的这种自我认知是在中英项目上发生的。

在过去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在北大开一门和我的教育财政研究相关的课。在很多年里，在每个新学期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都要给学生讲一次“耐得琐碎，懂得谦卑”，告诉他们这是我个人以为的正确的教育财政研究的“为学之道”。我讲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英项目，用这句话来总结中英项目给我的教育也许再合适不过。

上面的这张照片是我在2020年12月6日随手发的一个微信的截屏，也许可以算是“耐得琐碎”的一个故事。正如我在截屏这段话里写的，是中英项目教会了我从中小学厕所设计的这些细节中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知道了“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我们中国人老是挂在嘴边的大口号其实就是在这种细节中。用“耐得琐碎”也许不足以全面总结这个故事。中英项目专门聘请有厕所咨询专家。我们中国政府那么多针对中小学校舍建设的项目，有哪个项目设有厕所专家呢？这个“有”和“没有”后面反映的是大问题。

另一个我经常和学生分享的故事是我在中英项目上负责奖助学金的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事。当时我们负责钱的这群人，在非常坚强有力（和严厉）的社会发展专家郑新蓉、韩嘉玲两位大姐的监督下制定了必须把70%助学金给女生的政策。政策实施以后，有一次我到积石山县看项目进展，负责助学金的县教育局的王国财同志（愿国财在天国安息！）拿来一大摞盖着手印的助学金发放表格给我看，助学金都给了哪个村、哪个学校的女孩写得一清二楚。我想了想，抽了一摞，跟国财说：“看看这些孩子都在哪个村，咱们今天就开车去，我想一个一个跟这些孩子见一见。”我们到了村里就问马小花是谁，马翠花是谁？结果问了十个表格上的女孩，村子里的人都说不知道。老百姓跟我说：当地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的孩子初生下来三天，翻开可兰经的那一页出现的女先知、男先知的名字，就往往被取做孩子的名字。因为孩子要上汉人办的学校，才给孩子编了汉人的名字，其实孩子和父母、村里人都不知道什么马小花、马翠花……结果我手里这一摞孩子的助学金发放表，没有一个孩子对得上。

上面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关于“耐得琐碎”的故事。只是这种一个一个表格来看、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来对，确实是需要“耐得琐碎”。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教育财政研究的基本功，没有这种基本功，其他都无从谈起。我在中英项目上，因为项目要求，确实“练”了很多基本功。这多多少少与Andy （Andy Brock，我们的咨询专家组组长）的卓越的项目领导才能有关。特别是我自己做了研究所的所长之后，这一点的感受就越发强烈。

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是有一年我和Susan（中英项目的英方官员）下到县里看“两个承诺”的进展。“两个承诺”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县本级财政逐年增加给农村基层学校的财政拨款，特别是学校公用经费的财政拨款。我想不能只在县财政局、县教育局看证明已经拨了款的文件，还得到学校去。我们俩就叫上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看拨款凭证，结果发现每个学校给我们出示的拨款的证据都和县政府给我们看的文件完全吻合。当晚我高高兴兴地写到咨询专家报告里，总结说“今年的‘两个承诺’目标达成了”。这个故事还有下文，下节再表。回到“耐得琐碎”，确实是在中英项目上，这种密集、细致、不厌其烦地从县财政局到学校的仔仔细细看账本的事情做得最多，我后来做任何项目——无论是自己的研究课题还是承担政府的检查督查任务——我的“耐得琐碎”的努力程度再也比不上了。

上面这个看账本的后半部分故事就和“懂得谦卑”有关了。几个月后，Susan已经回国，我又独立到县里看教育财政的各个方面工作的进展。县里的同志看到我就说：“王老师，你可是被我们蒙住了！”原来，在上一次我和Susan离开临夏之后，县财政局又要求每一个学校把钱都上交收回去。学校的同志们都知道整个过程就是为了给Susan和我看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透露一句，都严格地按照上级要求，完美地配合着，演出了这么一场戏。

让县级财政出钱支持基层农村学校，怎么就这么难？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英项目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教育财政的行动研究，是我多少具有一些执行力的行动研究，而这个“难”就是这个行动研究的焦点问题。我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公共教育解释》一书中纳入了一篇以这几个项目县调研为案例撰写的《中国县级政府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今天我特别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看到结论部分，似乎还能感觉到十几年前自己落笔时的心潮起伏：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后简称“财政所”）是我在参与财政部牵头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简称“义保机制”）政策设计过程中产生的。“义保机制”也就是我国农村地区逐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背后的财政制度。财政所产生的过程与中英项目也有莫大的关系。2005年2月我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让我参加为此专门成立的一个小组。当时财政部同志只是看到了我的一篇论文而起了邀请我参加的动议，和我本人并不熟悉。记得有一次开会和部里同志讨论了几种中央和地方分担经费的设计后，我恰好又到临夏看项目进展，于是我和四个项目县的县财政局、县教育局的同志们采用参与式的方法讨论了那几种设计，看看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都有哪些利弊。然后我把记有大家意见的大白纸拿到财政部的会议上，让大家看基层同志是如何分析的。到了那年七月份，部里同志说：“王老师，你一个海龟，居然这么了解我国农村教育的情况！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些既了解我国教育现实又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来和我们长期合作，支持我们的决策工作。”这就是财政所的成立背景。财政部同志可能不知道的是，当时我所稍微了解的中国农村，也许只是我们临夏的四个项目县而已。

在财政所成立后，我越发感到中英项目是个“宝库”。我在参与“义保机制”设计过程中严重依赖的是我在项目中设计和推进“两个承诺”的所遇所思。后来我国中央政府又陆续支持农村学校实施课本循环计划、免费营养餐计划等，而在参与相关政策设计和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在中英项目上我们都做过”，这句话我不知说过多少遍。

写到这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迄今为止最依赖最信赖的朋友和学术同仁也都是来自于中英项目。记得第一次邀请明兴和我去临夏，在车上说起会宁的故事，他说的一番话让我大受触动。到后来我组建财政所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一定要让明兴和我一起做，结果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他从北大政管学院“挖”到我们这个初建的所。如今我们一起在财政所肩并肩工作也已经有十余年了。

还记得汶川地震之后，新蓉大姐直接给我打电话：“王蓉，咱们得做点事儿！”因为我在项目上当时是最年轻的之一，自然而然形成了服从这些大姐命令的习惯！还有赵静。最近的一次是得知国财英年早逝，我们俩隔着手机屏幕一起流泪，共同感慨Andy的情义文章。嘉玲更不用说，我们俩的友谊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持续到两个人都成了老太婆的耄耋之年。

说起来，也许更关键的是中英项目塑造了我的基本的研究价值观和政策理念。在农村义保机制颁布实施后，我为《光明日报》等撰写的文章中写明这个政策体现的就是“以学生为本”的原则，要让中央财政的阳光直接照射到学生身上。这种观点被我们所的同事刘明兴教授称为是一种财政集权观点，他和我们所的其他同事曾经特别去分析了这种财政集权的制度安排导致的负面后果。我也因为当初坚决反对将教师工资纳入农村义保机制而备受批评。面对这些批评，坦率地说，我从未怀疑、也不打算否定自己当初的立场和观点。在中英项目的过程中，我的基本判断已经形成，正如我在前面摘引的《中国县级政府财政预算行为：一个案例研究》结论部分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如果在我作为教育财政学者“初长成”的过程中主要的研究基地是在中部地区或者是在一些更加发达的县，结果亦未可知。中英项目确实是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视域的“根”，我唯有接受我的根带来的局限。

上面的这张照片我经常用来给学生讲什么叫做“懂得谦卑”。这张照片应该是2001年左右和我一起去临夏调研的一位财政部财科所的年青学者拍的。在这张照片里，学校与清真寺比邻而居。校舍是危房，孩子们在露天上课。远远看着，清真寺的建筑似乎更加坚固一些。在中英项目上，我想我个人获得了一种珍贵的、不那么常见的在一种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做教育发展项目的机会，因此每时每刻心中都有很多关于这块土地、关于这块土地的人们的“为什么”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当年买了不少相关的书，还曾经到处找张承志的书来看，因为听说他的书里有这个地区的历史，最后终于在临夏某个农贸市场淘到了他的书。

也许只有在这样有着厚重与复杂的历史与宗教色彩的地区，才能使我这样的研究者意识到，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所能做的也许不过是飞鸿雪泥，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谦卑。

也许只有在这种谦卑之下，才能认清我们倾注了那么多青春的激情的中英项目，才能更加合理地期待中英项目的历史印记。

傲慢心不可有，感恩心常在。感恩中英项目给我的一切，感恩临夏，感恩在临夏的五年间的所有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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