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发表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宋映泉,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康 乐,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博士。
张 晓,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硕士。
张 眉,女,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硕士。
李倩文,女,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胡碧颖,女,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幼儿教育与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博士 。
致谢:
作者感谢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乐平公益基金会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本调研的资助和支持,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本研究的资助。
在全球范围内,缩小儿童早期发展不平等是大多数政府发展学前教育(儿童早期干预一般指对0—3岁儿童及其家庭的各种干预措施,学前教育指对3—6岁儿童的保育与教育。为了叙述简洁,除了特别指明之处,本文将儿童早期干预和学前教育合在一起统称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自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和“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政策目标(以下简称“双普目标”),学前教育事业在入园率和入园规模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国务院在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为了推进“双普目标”的实现,我国政府过去十余年来不断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然而,在政府增大财政投入、“双普目标”逐步实现的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公平性有改善吗?具体地讲,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差距如何?这些差距随时间在扩大还是缩小?一方面,回答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因为客观测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及趋势可以帮助政府部门确立更清晰的政策目标;同时,对城乡儿童发展水平及幼儿园质量差距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不仅是评估学前教育政策效果的基础,也是探索有效干预策略的前提。另一方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往往充满挑战。因为对学前儿童发展进行客观测量难度大、成本高,目前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可利用的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跟踪数据。尽管文献中已有一些研究揭示了我国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差距,但囿于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面板数据的可得性、“城乡”概念界定的含混性及儿童发展测量维度的单一性等多种局限,现有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问题。比如,最近的一个研究
本文以华北某县为例,基于本课题组2017—2019年调研得到的儿童发展水平及幼儿园质量跟踪面板数据,分析在“双普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的情况下,县域内城乡(县城的教育体系和制度与农村有很大差距,本文中“县域内城乡差异”实质上是指“县域内镇乡差异”。这与在某些教育事业统计中,把“县镇”与“农村”合并为“农村”,然后与“城市”相对比来界定为“城乡”的做法不同。在那样的统计口径下,“城乡差异”实际上抹除和忽略了县域内“镇乡之间差异”。为了用语的一致性,本文统一使用“城乡”)儿童发展公平性及学前教育质量改善情况。本文有三个目的:首先,试图描述县域内城乡儿童在认知、非认知及身体健康等多个领域发展差距并探索这些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其次,探索城乡幼儿园质量差异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第三,初步解释城乡儿童发展鸿沟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及制度性根源。
作为国内首个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县域内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本文有如下贡献。第一,本文不仅揭示了在学前教育“双普目标”已经实现的背景下,城乡儿童发展差距鸿沟在大多数发展领域依然显著这一事实,而且识别和测量了城乡儿童发展差距较大的几个领域,主要体现在非认知及身体健康领域。第二,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城乡儿童发展鸿沟在大多数领域有扩大趋势,但本文揭示了城乡儿童发展鸿沟随时间变化趋势可能存在异质性。比如,城乡儿童在健康卫生安全知识掌握差距上似乎有显著缩小趋势,在体重差距上却似乎有显著扩大趋势。这与文献中农村儿童营养健康存在挑战的系列研究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包括数据来源、样本描述、测量工具及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呈现主要发现和讨论。第五部分是总结和展望。
发展心理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与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对儿童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框架。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rbrener)提出生态系统理论来理解影响儿童发展的个体与不同环境系统的互动作用
近来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脑神经生物学家呼吁整合儿童发展框架,建立跨学科对儿童发展不平等的理解框架模式
对儿童发展不平等的测量涉及对儿童发展水平的测量及对不同背景儿童发展差距的估计。首先,对儿童发展的测量有多种方法
为此,国际上的学者已有大量尝试。学者们估计和测算了早期儿童发展在全球范围、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情况。据2016年《柳叶刀》杂志文章估计
高质量学前教育项目(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干预项目的例子,包括美国的佩里学前项目、ABC项目、芝加哥家长—儿童中心项目以及牙买加家访项目等)是改善儿童发展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如何操作性地定义和测量学前教育项目质量?学前教育领域的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讨论。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将学前教育质量分为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
已有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儿童发展水平及幼儿园质量城乡差异。首先,研究显示,无论0—3岁还是3—6岁,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均显著。比如,关于0—3岁儿童发展差异,近来非常严谨的研究来自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他们对0—3岁农村儿童发展的系列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儿童在认知、语言发展、社会情感、运动等领域发展严重滞后。比如,2014年在陕西对1552个18—30个月的农村儿童使用贝利量表(Bayley-I) 进行测查,发现近一半的样本儿童认知滞后
关于3—6岁城乡在园儿童发展差异的研究屈指可数。比如,盖笑松团队较早关注城乡儿童发展差异,使用自行开发的《入学准备量表》,分析比较了城市儿童与农村学前班儿童入学准备差异
最近有研究使用三组调研数据分析城乡儿童发展差距
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城乡幼儿园质量差异的实证研究。比如胡碧颖和李克建等通过2011年在浙江省90所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幼儿园的结构性质量(幼师比、编制教师比例、有资格证幼儿教师比例)和过程性质量差距(使用《中国托幼机构质量评价量表》),发现城乡幼儿园在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农村民办园质量低下。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差距,但这些研究有一些共同局限:第一,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横截面数据,没能描述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差距的变化趋势;第二,尽管这些研究大多揭示了城乡儿童发展或幼儿园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于差距大小并没有清楚的描述;也没有使用易于比较和理解的指标。第三,文献中对“城乡”的界定较为含混,差异很大,有的基于幼儿园位置,有的基于儿童户口,有的按区域分为普遍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第四,除了个别例外,对儿童发展的测量大多只聚焦以认知为主的单一维度,较少同时涉及非认知领域如健康、卫生、运动等。同时,对城乡幼儿园质量差距的研究,也较少兼顾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此外,就研究时间看,现有对3—6岁儿童发展差异的研究大多发生在2010年之前或者在“国十条”刚颁布不久。这些研究不能很好捕捉“双普目标”逐步实现背景下,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差距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1.样本县基本特征
该县位于华北平原,县内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全县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2018年人口规模接近100万,共20个乡镇。选取该县作为样本县,基于如下考虑。第一,该县当时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且为人口大县,城乡差异较为典型(该县在2017年春天被本课题组确定为样本县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在2019年项目接近尾声时,已正式宣布脱贫)。 第二,就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来说,该县已基本普及三年学前教育。2017年,该县 3—5岁儿童34000余人,其中在园儿童30530人左右,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90%以上。第三,该县学前教育已基本实现以普惠性园为主的目标。2017年,公办园一共176所(该县有资质的民办园共41所,学生6800人;没有资质的民办园共12所,学生4500人),占比81.1%,其中公办园在园儿童占比61.9%。该县对教育部所提倡的“公办为主”发展学前教育具有一定代表性。在调研期间,该县普惠性民办园审定工作还未正式开展,但可以预期,如果该项工作一旦开始,大多民办园可获批普惠园。因此,该县可算作较为典型的“双普目标”达标县。
2. 抽样方法
抽样在幼儿园、班级和儿童三个层面分别展开。首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园。课题组将2017年9月从该县教育局获得的该县所有正式注册公民办幼儿园217所(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幼儿园并不包括未注册的民办幼儿园)作为抽样框。幼儿园抽样框中包括幼儿园名单以及相关基本信息,具体包括幼儿园所在乡镇、公民办类型、是否乡镇中心园、幼儿园质量级别、大中小及混合班等班级数、班级儿童数、在园儿童总数、教职工规模等信息。课题组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60所幼儿园,确认样本对总体主要特征有代表性,然后把该县城最好两所中心幼儿园作为样本园加入,最终确定了62所样本幼儿园。其次,在样本幼儿园中随机抽样班级和儿童。在每所样本幼儿园中,课题组随机抽取一个小班和一个中班作为样本班级。考虑到跟踪调研儿童的需要,没有抽取大班。如果只有混合班的情况,就随机抽取混合班。这样一共获得119个样本班级。同时,在每一个样本班级中,随机抽取10名左右孩子(男女生尽量平衡)作为样本儿童。
3. 跟踪调查
课题组一共开展了三次调研。2017年12月开展了基线调研,2018年11月进行第一次跟踪,2019年6月完成第二次跟踪。在基线调研中,一共测查1216名儿童,第一次跟踪的学生样本是1198名(在第一次跟踪调研中,329名儿童因转学、升学或生病等原因未被成功跟踪,课题组补充抽取311名儿童作为新样本。在第二次跟踪中,137名儿童因多种原因未能被成功跟踪),第二次跟踪为1061名。在对儿童测试的同时,基线获得58所幼儿园结构性质量数据,119个班级过程性质量数据。在第三次调研中获得62所幼儿园结构质量数据。
1. 儿童发展及测量
本文使用《亚太学前儿童发展量表》(下文简称《亚太量表》)测量儿童发展水平。该测量工具由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刘丽薇(Nirmala Rao)教授团队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下开发。该工具包括7个儿童发展领域,分别是:认知发展、社会性情绪、运动、语言及前阅读、健康卫生及安全、文化知识及社会性参与、学习品质。认知发展共有8个项目,包括根据数量物品对应、数物体、机械数数、加减法运算、短时记忆、口头语言、分类、形状,共计27分;社会性情绪发展领域有6个项目,包括礼貌、求助、去自我中心、同伴互动、辨别情绪和解决冲突,共计18分;运动发展有4个项目,包括平衡(2项)、独立吃喝、接球共计7分;语言及前阅读发展有6个项目,包括借助图片讲故事、描述事件/经历、前阅读和前书写能力(3项)共计22分;健康卫生及安全有4个项目,包括个人卫生、安全、身体部位认知和食品卫生,计11分;文化知识及社会性参与有4个项目,包括节日名称及知识、参与文化活动(音乐和舞蹈各1项)共计11分;学习品质有6个项目,包括自我调节(控制反应、延迟满足各1项)、坚持性、学习热情(兴趣、探索、独立性各1项)共计23分。该量表共有38个项目,总分为119分。(测试员使用本工具测试平均时间约为40分钟。在测试开始时,测试员使用2道暖场的题目,如询问孩子的小名、爱好等;一般在得到孩子的回应后,正式进入测试环节。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幼儿没有回应或者不配合,测试员会尝试重复提问2次,如果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测试员停止测试。)
《亚太量表》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亚太量表》已经在蒙古、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瓦努阿图、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和中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参见Fernald, L. C. H., Prado, E., Kariger, P., & Raikes, A. [2017]. A toolkit for measur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orld Bank)。 其中,该量表在我国贵州、黑龙江、江苏、上海和浙江5个省市的1803个3—6岁幼儿中使用,被证实有良好的信效度结果
经计算, 此量表在本文中总量表信度系数和大多数分量表信度系数都较高,说明该工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总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在0.94—0.95之间。就分量表来看,认知发展(27道题)的克朗巴赫α系数在0.87—0.90之间,社会性情绪发展子量表(18题)在0.78—0.83之间,语言与前阅读子量表(22题)在0.77—0.88之间,健康卫生安全子量表(11题)在0.74—0.78之间,文化知识与社会参与子量表(11道题)在0.73—0.76,学习品质子量表(15道题)在0.78—0.85之间。考虑到运动发展分量表(7道题)的信度系数较低(0.48—0.53),本文决定暂不分析该领域儿童发展水平城乡差异。
此外,课题组测量了儿童身高和体重,这是儿童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幼儿园质量
根据文献中对幼儿园质量的讨论,本文从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两个维度界定幼儿园质量。为了构造幼儿园结构性质量,课题组在调研中通过《幼儿园问卷》收集了幼儿园在人员配备、占地面积等方面信息,通过《教师问卷》收集教师有关信息。文献中对使用哪些指标操作性地测量幼儿园结构质量并没有标准的做法,本文以幼儿园层面上的班级规模、幼师比、生均占地面积、拥有幼教资格证书比例、在本园工作年限,教师教育年限、年龄、教师月收入等8个指标作为幼儿园层面结构性质量(结构性质量作为条件性或者投入性指标,通常包括幼儿园保育和教育组织相关的园舍、班级规模、教师资格及配置方面的指标,本文主要聚焦于这几个方面的指标)。 本文使用两种工具测量幼儿园班级层面过程性质量,一个是《中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Chinese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CECERS),另一个是《幼儿园教室测评评分系统》(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Prek,CLASS-Prek)。尽管都是过程性质量,但两种工具各有侧重。前者注重环境创设、材料、保育和教学活动的开展质量,后者强调师幼互动质量,使用两种工具可以互相补充。
《中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由李克建和胡碧颖于2012年合作开发
经计算,本文使用的CECERS总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在0.96—0.97之间,四个子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介于 0.8—0.96之间(其中空间与设施0.89—0.96,保育0.87—0.92,课程计划与实施0.8—0.94,游戏活动0.82—0.94),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幼儿园教室测评评分系统》 是罗伯特·皮安塔(Robert Pianta)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发的一种观察性工具,其核心理念是儿童发展与高质量的师生互动有关。该工具有三个领域10个维度。三个领域包括情感支持、班级组织和教学支持:情感支持是看教师营造的利于儿童情感发展的正向氛围,包括积极氛围、消极氛围、教师的敏感性、关注学生观点4个维度(积极氛围指教师与儿童以及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尊重和喜爱;消极氛围指在班级中,教师与儿童表现出的消极情感,比如愤怒、对立或者攻击;教师的敏感性指教师能意识到和回应儿童的学业和情感需要;关注儿童观点指教师与儿童互动水平,班级互动对儿童兴趣、动机和观点的关注水平);班级组织旨在看教师如何有效管理时间和儿童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提供学习机会,包括行为管理、教学效率和教学模式(行为管理指教师如何有效地监督、防止和修正儿童的行为;教学效率指在教学常规中,教师在多大程度上组织活动和进行指导以保证学习时间的最大化,如何确保班级运转良好;教学模式是指教育学习活动的安排方式,指教师怎么促进活动和提供有兴趣的材料,使儿童能参与并使得学习活动最大化)3个维度;教学支持指教师如何实施教学和活动,使儿童的语言和认知方面得到发展,同时教师使用反馈的方法帮助儿童学习,包括概念形成、有质量的反馈、语言示范等3个维度(概念形成指教师如何通过讨论和活动来促进儿童高位思考技能的发展,而非关注机械教育;有质量的反馈指教师通过对儿童观点、评论和工作的反馈,来拓展儿童的学习;语言示范指教师促进和鼓励儿童语言发展的程度)。CLASS每个维度1—7分,1—2为低分、3—4—5为中等分数,6—7为高分。该工具被芬兰、智利、德国等40多个国家使用, 同时被证明在中国有很好的测量学特征。该工具的优点是抓住学前教育中与儿童发展紧密相关的师生和生生互动质量,有较好的测量学特征
在调研中为了节约成本同时获得一致性的评分,课题组使用录像的方法,招募训练有素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助理,在每个抽样班级使用两台录像机对师幼互动进行录像。每个班级录像时间不低于2小时, 然后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两名评分员对录像进行评分。评分员之间评分有高度一致性。经测算,该量表总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介于0.83—0.87之间,三个子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介于0.7—0.88之间(其中情感支持0.7—0.77,班级组织0.74—0.84,教学支持0.86—0.88),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 城乡定义
本文以幼儿园所在位置是否在县城来界定“城乡”。严格讲,本文中的“城乡”是指“镇乡”,把县城地区定义为“县镇”,县城以外地区定义为“乡村”。(笔者还使用了另外两种城乡定义:一是城镇户口与非农户口,二是县城中四所最好中心幼儿园与其他幼儿园样本。结果发现,三种定义下的结果类似。考虑到文章篇幅,本文仅报告了基于“县镇”与“乡村”定义下的发现。)
4. 样本及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为了达到本文分析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及随时间变化趋势之目的, 课题组对样本儿童进行了严格限制。首先,只保留了基线和第二次跟踪都有的儿童构成的面板样本,共1192个人。其次,剔除了中国发展基金会(CDRF)项目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该县4个乡镇部分幼儿园实施“山村幼儿园支持计划”。其主要方式是从当地幼师学院三年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到项目幼儿园任教一年。基金会除了给志愿者教师提供每月1500元津贴补助,还不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此外,也给项目幼儿园提供部分教学硬件方面的资助。考虑到该基金会的干预效果可能影响本文对城乡儿童发展及幼儿园质量变化趋势,本文决定去除23项目园所涉及的儿童和班级样本)样本儿童326人,再去掉2019年跟踪时已经6岁以上(考虑到《亚太量表》适用的儿童年龄范围是3—6岁但不包含6岁,因此本文剔除了2019年跟踪调研时年龄超过6岁的样本儿童)的儿童368人。这样用于分析249名儿童构成的面板儿童样本数为498,39所幼儿园构成面板幼儿园数为78,69个班级构成的面板班级数为138。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发现,混合面板数据中样本儿童平均年龄4.67岁,标准差0.84;其中55%为女孩;来自县城的幼儿园9所,共16个班,150个儿童。混合面板数据中,《亚太量表》测得儿童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平均分只有65.70分(满分119分);在CECERS测试下的幼儿园班级质量均值为3.23分,只达到最低标准(3分),还不到合格水平(5分)。在CLASS测试下的师幼互动质量为中等水平,总分(均值3.23分)、情感支持(均值4.01分)和班级组织(均值4.29分)只是中等水平,教学支持(均值1.38分)则属于低分。
就结构性质量指标看,幼儿园平均班级规模27人,平均幼师比是21∶1,生均占地面积19.32平方米。教师平均在园工作时间3.77年;月平均工资1518元;平均受教育年限11.4年;平均年龄31岁,标准差5.08。
本文在实证部分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儿童发展水平、幼儿园结构性质量、班级过程性质量等指标在城乡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显著缩小或扩大的趋势?本文的回归方程如下:
因变量Y是本文关注的3个指标:儿童发展水平、幼儿园结构性质量、班级过程性质量,其中儿童发展水平来自《亚太量表》,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包括班级规模、幼师比、生均占地面积、教师工作年限、教师月收入、教师资格证比例、教师受教育年限、教师年龄等一系列指标,班级过程性质量来自CECERS和CLASS对过程性质量的测量。
在自变量中,
回到本文关心的两个问题——在回归中,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儿童普遍进入幼儿园较晚,年龄较大儿童的发展指标通常更高,因此本文在讨论儿童发展水平时加入了2019年的年龄。此时回归方程变为:
另外2017年与2019年年龄差距的影响已经被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重点在于考察三个变量(儿童发展水平、幼儿园结构性质量、班级过程性质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是否随时间变化,而不在于对这一系列因变量的解释。假定有某个自变量
表1报告了儿童发展城乡差距以及差距随时间变化趋势的相关结果。首先,城乡儿童发展水平在大多数领域差异显著。在控制了年龄、性别之后,城乡儿童在总体发展水平、认知发展、非认知技能及身体健康等主要领域存在显著差异。表1第一行呈现了2019年跟踪调研时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在儿童发展总分、认知发展、社会性情绪、语言及前阅读、卫生安全、文化参与、学习品质、身高、体重等9个指标中,2019年城乡差距分别为9.22分、1.17分、2.98分、0.53分、0.89分、1.60分、2.09分、2.64厘米、2.13公斤。其中除语言发展指标外,其余指标均在统计上显著。

其次,本文使用两个指标来测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大小。一个是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占相应发展指标均值的百分比,另一个是城乡儿童发展差异效应量。表1后4行分别呈现了2017年和2019年这两个指标的值。结果显示,城乡儿童在总体发展水平、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语言及前阅读、卫生安全、文化参与、学习品质、身高和体重等方面差异相当于2019年各指标均值的14%、7.68%、37.3%、4.96%、10.1%、29.2%、16.3%、2.42%、11.4%。从这个指标来看,社会情感和学习品质的城乡差距较大。社会情感发展水平差异接近样本平均发展水平的四成;学习品质的城乡儿童差距接近样本平均发展水平的三成。
从差异效应量指标看,儿童发展城乡差异较大。2019年儿童发展总分城乡差异是0.39个标准差。在认知发展、社会情感、语言及前阅读、卫生安全、文化参与、学习品格、身高和体重8个子领域的城乡差异分别是 0.17、0.68、0.09、0.36、0.62、0.41、0.30、0.60个标准差。可以注意到,认知发展、语言及前阅读,差异效应量相对较小,均小于0.2个标准差。非认知技能的社会情感、文化参与、学习品质和体重等几个指标的差距尤为突出,均超过0.4个标准差。2017年的情况类似,见表1第10行。
第三,整体而言,城乡儿童发展差距随时间似乎并无显著扩大趋势。表1第3行显示2017—2019年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变化幅度及显著性。除了卫生安全和体重,儿童整体发展水平和其他几个指标的城乡差距随时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9个指标中,仅有健康卫生安全在10%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缩小,体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增加。这是一个乍看吊诡的发现,城乡儿童在对健康卫生安全领域知识掌握的差距从2017年到2019年有显著缩小的趋势,但是体重差距却有显著扩大趋势;县镇儿童平均体重比农村儿童重1.74公斤。更进一步,在其余7个儿童发展指标中,除了认知和文化参与两个指标,其余5个指标(亚太总分、社会性情绪、语言与前阅读、学习品质、身高)回归系数皆为负,说明在这些方面,2017—2019年城乡儿童差距有缩小趋势,但并不显著。
总之,2019年县镇儿童在总体发展和各项发展指标上均显著高于乡村儿童,在非认知技能(社会情感)、学习品质、文化参与及健康等领域差距尤大。除体重外,2017—2019年城乡儿童发展差距没有显著扩大之趋势。
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儿童发展城乡差距效应量在2017—2019年间的变化。城乡儿童发展差距似乎存在某种“异质性”。首先,在认知发展、语言及前阅读领域两个领域,城乡差距的效应量及两个测试点之差距都非常小。其次,除了儿童发展总分,在社会性情绪、健康卫生安全、学习品质上,两个测试年度的儿童发展城乡差距似乎都有缩小趋势。第三,只在文化知识及社会性参与、体重两个发展指标上,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略有扩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儿童体重差距的效应量变化在两个测试时间点间尤为明显,2017年基线调研时的城乡儿童体重差异为0.1个左右的标准差,到2019年跟踪时差距变化为0.6个标准差。另外,身高指标的差异效应量没有变化。

表2报告了城乡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差距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的相关结果。

首先,整体而言,县镇幼儿园在大多数结构性质量指标上显著优于农村幼儿园。从表2第1行可以看到,县镇园在八个指标中有四个显著优于农村园,分别是:幼师比、有教师资格证比例、教师受教育年限和教师平均月收入。县镇园和农村园相比,幼师比要低5人左右(-4.97);教师平均月收入要高447元;幼儿教师资格证书比例要高出24%;幼儿园教师受教育年限要多接近一年(0.94年)。总体来讲,县镇幼儿园在教师数量和质量方面显著强于农村幼儿园。在班级规模和生均占地面积上,农村园似乎更好。县镇园平均班级规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比农村园多5人左右;县镇园生均占地面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比农村园小17平方米。农村园可能存在“没有效率的小班”现象
其次,城乡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差距较大,比如 2019年幼儿园班级规模城乡差异相当于样本均值的17.8%;幼师比之差低于样本均值24%;教师月收入之差距是均值三成左右(29.4%);有教师资格证书之差是均值的111.4%。除了教师在本园工作年限之外,其余指标的差异效应量都较高,在0.4—1个标准差之间。
第三,关于样本幼儿园结构性质量从2017年到2019年的改善情况。表2第5行显示,只有班级规模和幼师比有显著改善。较之2017年,2019年的班级规模和幼师比分别降低了大约6个学生,在5%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关于城乡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差距是否随时间变化。表2第3行可见,在这8个指标中,2017—2019年城乡差距的变化均不显著。
综上,2019年县镇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在幼师比、教师月收入、幼儿教师有幼师资格证的比例、教师受教育年限上都显著优于农村园,且差距极为显著。符合预期的是,农村园班级规模显著低于县镇园;在生均占地面积大于县镇园。同时,2017—2019年样本班级规模和生幼师比指标有明显改善。但是,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城乡差距并无明显变化,即城乡差距没有显著缩小或者扩大。这可能跟学前教育结构性质量不太容易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有关。
图2更直观地显示了结构性质量各指标城乡差距在2017—2019年间的变化。在8个指标中,幼师比、幼儿教师资格证比例、幼儿教师受教育年限、教师年龄的城乡差距效应量都略有缩小;班级规模、生均占地面积和教师月收入差距略有增加。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生均占地面积、幼师比、教师工作年限三个指标效应量皆为负值,这显示县镇园生均占地面积低于农村园;幼师比低于农村园;教师平均年龄低于农村园。第二,幼师比、教师月收入、教师资格证比例和教师受教育年限在2017年的城乡差异效应量都非常大,接近1个标准差。第三,班级规模和生均占地面积差距扩大所体现的可能是类似于义务教育阶段“县城挤、农村空”的格局。这两个指标和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似乎并不直接相关。
表3报告了城乡幼儿园班级层面过程性质量差距以及差距变化的相关结果。

首先,在第1行中,班级过程性质量多个指标存在显著城乡差距。其中,CECERS量表总分及4个子量表指标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后4行可见,各指标差距非常大。第二,样本班级过程性质量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随时间改善和提高的趋势。表3第5行显示,2017年跟踪质量在大多数指标上,包括CECERS总分、空间与设施、保育、游戏与活动、CLASS指标的教育支持维度都显著低于2019年。第三,就过程性质量城乡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来看,大多数指标(包括CECERS总分、空间与设施、保育、课程计划与实施,CLASS总分、情感支持、教育支持7个指标)似乎都有缩小的趋势,但除了CECERS保育指标,其余指标均不显著。具体来说,在这9个指标2017—2019年城乡差距的变化中,只有保育质量一项有显著缩小的趋势。
以上结果说明,2019年县镇学校的班级过程性质量总体上高于农村幼儿园班级,其中在CECERS总分、空间与设施、保育、课程计划与实施、游戏活动上较为显著。二者差异的效应量较大。与此同时,2019年样本幼儿园班级过程性质量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显著提升。此外,2017—2019年班级过程性质量的城乡差距似乎有缩小趋势,但除保育的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缩小趋势之外,其余指标上的缩小趋势并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图3更为直观地呈现了幼儿园班级层面过程性质量城乡差距在2017—2019年间的变化。有几点需特别指出:第一,整体来看,除了CECERS量表的“游戏与活动”和CLASS量表的“班级组织”,班级层面的过程性质量城乡差距看上去均有缩小趋势。第二,在班级过程性质量指标中,2017年城乡差异效应量非常大。在CECERS总分、空间与设置、保育指标的效应量接近1.5个标准差。在CLASS量表中,除了班级组织,其余指标都在0.7个标准差左右。这显示城乡幼儿园班级层面过程性质量差距远远大于幼儿园结构性质量差异。第三,在“游戏与活动”这一与儿童发展关系可能密切的指标上,似乎有差距拉大趋势(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和样本量不太大有关)。
1. 稳健性
笔者分别使用不同方法检验本文中儿童发展城乡差距这一发现的稳健性,结论基本一致。首先,当考虑儿童发展数据的嵌套性使用了多水平模型,控制了母亲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关于城乡儿童发展差异鸿沟的结论依然成立。城乡儿童在总体发展、社会性情感、健康卫生安全、文化参与、学习品质、身高和体重等七个领域的差距依然显著;略有不同的是,认知发展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其次,当“城乡”用另外两个操作性定义(户籍及县城最好的四所中心园与其他幼儿园)时,结论类似。此外,当儿童发展用另一种由父母或监护人汇报儿童发展水平的测量工具《早期儿童发展能力指数》(Early Human Capacity Index,EHCI)时,关于城乡儿童发展差异的主要结论类似。
2. 城乡儿童发展差距鸿沟到底有多大
上述分析发现,除了个别领域(语言和前阅读),城乡儿童总体发展及主要发展子领域差异显著。城乡儿童差距主要体现在总体发展水平,效应量差距为0.4个标准差;社会情感差距为0.6个标准差;文化参与差距为0.6个标准差;学习品质差距为0.4个标准差;平均体重差距为2.13公斤,效应量差距为0.6个标准差,平均身高差距2.64厘米,效应量为0.3个标准差,而认知和语言领域差距效应量在0.2个标准差以下。
与文献中两类关于儿童发展不平等鸿沟对比,可以看到本文发现的城乡儿童发展差异鸿沟大小的涵义。首先,本文发现的城乡儿童发展差距低于REAP团队大量研究中0—3岁儿童城乡差距。该团队发现一半左右的3岁以前农村儿童在认知、社会情感、运动、语言等领域发展水平严重滞后
3. 为何城乡儿童发展差距鸿沟犹存
基于儿童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及整合的儿童发展不平等概念框架,笔者试图从家庭、幼儿园、社区、政策制度等各种社会组织结构因素来解释为何城乡儿童发展鸿沟持续存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现有农村园还不能弥补由于城乡家庭亲子教育质量差距以及0—3岁已形成的巨大结构性和制度性儿童发展鸿沟。
城乡儿童家庭环境尤其亲子教养方式差异是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的结构性因素。农村儿童更容易来自贫困和充满压力的环境;父母外出打工, 孩子多由隔代照顾,导致没有积极健康的亲子互动等等
在幼儿园方面,城乡幼儿园无论结构性质量还是过程性质量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园结构性质量相对较低,特别是教师专业素养和待遇差异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幼儿园教师流动性显著高于县镇园。根据本课题组跟踪数据,在一年半里,县城幼儿教师流动率为27.63%,而农村园教师流动率接近四成(39%);在10个月中,县镇园教师的流动率为17.76%,农村园教师的流动率接近三成(29.25%)。尽管农村幼儿园在班级规模以及生均园舍面积方面看似优于县镇园,但农村园教师素质较低以及高流动率都会严重影响师幼互动质量,从而影响儿童发展水平差距。
在政策制度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多种制度导致城区(包括县城)与农村儿童成长公共资源差距巨大。比如,免费供儿童玩耍的公共社区资源在农村较为少见。就学前财政投入而言,尽管目前偏向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但是在同一县域,学前经费分配到农村园相对于县镇园较少。因此,目前的农村幼儿园质量改善还远不足以起到缩小城乡儿童发展鸿沟的作用。
4. 为什么城乡儿童发展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不明显
除了儿童健康卫生安全知识和体重这两个指标,本文并没有发现整体发展水平和其他领域城乡差距有随时间变化的显著趋势。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农村园结构性质量的部分优势(班级规模较小、生均占地面积较大)并不能转化为过程性质量。整体而言,县镇园与教师相关的指标都比农村园好,其过程性质量显著优于农村园。第二,3—6岁儿童体重变化比较敏感,城乡儿童在营养摄入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显示,农村儿童的监护人没有足够的儿童营养方面知识。同时,不少农村幼儿园不提供午餐,而县镇园都提供午餐。第三,两次测量之间的时间不够长,可能还不能探测出微小的差异趋势。
5. 本文研究局限
毋庸讳言,本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首先,样本仅来自华北某县,尽管该县有一定典型性,但本文的推广性可能受限。其次,本文的“城乡差异”可能低估了更广阔区域特征的“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第三,本文仅初步分析了幼儿发展水平及幼儿园质量的城乡差异,没有进一步分析幼儿园质量对儿童发展差距及变化趋势的影响。特别是没有深入探讨各种不同幼儿园结构性质量要素对城乡儿童发展水平差距的影响, 比如教师学历、工资收入如何通过师幼互动质量影响儿童发展水平,或者班级规模、生均占地面积、幼师比等结构性质量要素如何通过保育质量、师幼互动质量、游戏活动质量影响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第四,在分析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及趋势时,没有对各特定领域的儿童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比如,对身体健康的身高和体重的分析,没有使用体质健康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发育迟缓、消瘦、超重或肥胖等营养不良指标在城乡儿童中的分布差距进行探索,对城乡儿童的体重差距及扩大趋势的原因和涵义还需深入研究。此外,在分析城乡幼儿园质量差距时,由于幼儿园层面样本量局限,没能进一步细分城乡公民办园之间的差异。最后,由于两个调查时点的间隔只有一年半,本文所能观察到的时间变化趋势也相对不明显。
减少儿童早期发展的不平等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自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学前教育“双普目标”,政府增大财政投入,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城乡儿童入园机会差距明显缩小。本文以一个已经实现学前教育“双普目标”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使用课题组于2017—2019年在该县收集的儿童个体发展及幼儿园质量跟踪混合面板数据,分析了该县域内城镇与农村儿童发展水平、幼儿园质量差距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本文发现,城乡儿童在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发展子领域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体现在非认知领域(社会情感)、学习品质和身体健康(身高和体重)等领域;除了体重,在大多数领域,没有证据显示随着时间变化这种差距有显著扩大的趋势。同时,县镇与农村幼儿园在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的多数维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优于后者。此外,相对于2017年基线调研,县镇与农村幼儿园整体过程性质量都显著改善;尽管如此, 除了个别领域,城乡幼儿园过程性质量差距在大多数维度都没有显著缩小的趋势。
本文对儿童发展公共政策及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有如下意义。首先,政府学前教育政策目标应从强调普及和结构的“双普目标”向重视“质量与公平”目标调整。自2010年以来,政府制定并持续强调学前教育“双普目标”,在该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的情况下,城乡儿童发展存在显著鸿沟,这值得引起有关政策部门高度关注。学前教育政策应该从注重“入园率”和“在园儿童规模”这样的“普及性目标”以及注重“普惠率”这样的结构性目标,转变到注重儿童发展及不同背景儿童发展鸿沟这样的“结果性”目标和“公平性”目标,突出对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民族、收入水平等)儿童发展差距、尤其是乡村弱势群体儿童发展水平落后的关注,以缩小儿童早期发展不平等为重要政策目标。
第二,在缩小城乡儿童发展鸿沟的策略方面,既要考虑改善和提高农村幼儿园质量、尤其是教师质量,也要考虑如何帮助农村家庭恢复正常功能,改善提高农村家庭的亲子行为。农村家庭功能不正常,是指大量农村家庭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缺席儿童早期成长过程。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父母缺席对儿童发展、尤其是社会情感技能的负面影响。同时,现有农村园质量不足以弥补城乡儿童发展水平差异。增加对弱势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有效干预是重要的角度。
第三,为了评估学前教育公平性目标的实现程度,揭示该领域可能存在的挑战,我国应考虑推动建立有全国代表性的儿童发展跟踪监测体系。该体系应基于有良好测量学特征、成本低、易操作、有文化适切性的儿童发展测量工具,对不同背景儿童多个发展领域进行跟踪监测;该体系跟踪数据首要使命是为地方政府决策服务,同时供研究者深入分析儿童发展公平性的影响因素。
就未来实证研究而言,一些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比如,本文目前的发现似乎暗示了一个可能的假设,目前城乡幼儿园结构性质量整体改善对缩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作用不大。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实证的问题。即使在生均园舍面积、班级规模这些结构性质量指标上,农村园显著优于县镇园,但目前农村幼儿园质量的核心要素——教师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县镇园。这势必导致农村幼儿园中师幼互动质量不高,不足以缩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特别要指出的是,更重要的结构性根源可能来源于家庭层面。农村幼儿园的儿童更多来自留守家庭,父母外出打工,很大可能是隔代照料,较难与孩子有高质量的亲子互动,给儿童发展提供积极的情感刺激;较低素质的教师也不能有效促进农村儿童在社会情感领域、学习品质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赶上县镇儿童。在这样一个理解框架下,如何提高农村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以及改善家庭亲子行为是重要的研究问题。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农村幼儿园在园儿童的营养健康。特别地,城乡儿童体重差距及其扩大的趋势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如何识别有效缩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的干预措施值得深入研究。高质量的幼儿园服务是一种针对弱势群体儿童发展的有效措施,但如何使农村幼儿园质量提升转变为儿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特别是在乡镇以下村级地区,什么样的幼儿园模式更适合乡村儿童发展?一些国内公益组织进行了多年探索,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山村幼儿园”或者“一村一幼”、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的“面向未来”山村幼儿班,他们对缩小城乡儿童发展差距的影响都值得深入客观评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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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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