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组织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材料和学术生活的基础。传统上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正在发生转向,其商品属性和交换价值趋于增强,成为兼具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性质的一种混合型产品;在高等教育领域,知识商品化具有多种表征形式,侵蚀了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蒋凯在其发表的《知识商品化及其对高等教育公共性的侵蚀》一文中,结合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以下观点: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是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高校的公共形象和学术人的公共身份的基础,也是基础研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坚持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抵制知识商品化的消极影响,既是知识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
一
商品化以前的知识的产品性质
在历史上,知识主要被看做社会的、集体性的共同财产,属于社会而非个人所有。换言之,长期以来知识主要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和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大多数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这两个特点,知识一旦传播开来,就失去了市场价值,即知识生产者不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对知识使用者也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知识具有广泛的正外部效应,惠及知识生产者自身(主要表现为获得承认和尊重)与知识生产者以外的广大群体。在知识商品化以前的很长时期内,知识主要是一种公共产品,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家和学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不是知识的所有者,原因在于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以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规定高校和其他获得了政府科研经费的发明者不能将科研成果商品化,就是基于对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的认知。
二
知识向商品的转化
知识从公共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是在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背景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二者相互嵌入,相互促进。知识对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受到强调,促进了知识从公共产品向商品的转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先导,国际上对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从将知识视为社会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变成将知识看做是一种可以从中获得利润的商品,不再仅仅强调知识内在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重,一些机构和个人甚至注重知识的交换价值超过其使用价值。知识商品化不但涉及将知识作为国内商品,而且涉及将知识作为国际商品(international commodity)或全球商品(global commodity)。基于知识的产权性和可贸易性的观念,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制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推动了知识产权贸易。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还和英国、美国等国的贸易部门一起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服务贸易化。
三
知识商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表征
将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内在价值属性同经济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其结合点就是知识商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知识商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术资本主义兴起
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Leslie)将高校和学术人员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或类市场活动称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她们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进行实地调查和跨国比较后发现,政府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促成了高校对资源的依赖,在传统上依靠政府资金的公立高校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争取外部资金。学术资本主义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更能够刻画当代大学面临的变革,因为它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利润动机向高等教育渗透的趋势。学术人员在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备,兼具两种身份——在公共部门内部充当资本家的高校教师、政府资助的创业家。学术资本主义兴起不但改变了高校教师的身份,而且不断将非营利院校牵扯进营利活动。
(二)学术人员商业行为增多
传统上,高校学术人员很少从事个体化的商业活动,他们拥有大量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匮乏,缺乏政治和经济权力,属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坚守甚至享受着学术寂寞。但是,这种景象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国高校都有一批学术人员在从事个体化的商业行为。不同学科的学术人员发挥各自的知识专长,程度不一地卷入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获得终身教职或专业发展压力较小的学术人员,参与个体化商业行为的情况更为普遍。
此外,高校是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组织,需要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无论是外部对高校的控制还是高校对学术人员的控制都不能过于严格,包括对学术人员的工作时间要实行较宽松的管理。许多学术人员恰恰利用了学术活动性质所赋予他们的拥有较多自主支配时间的便利,挤占教学科研时间,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从事个体化商业行为。
(三)营利性院校崛起
营利性院校(for-profitinstitutions)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尤其以在美国最为发达,其崛起的观念基础是知识的可售卖性、可营利性。这些营利性院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大都采取远程教育或网络教育形式,为成年学生提供工商管理、信息技术、护理、教育等实用性课程。在美国,还涌现了一些以经营营利性院校闻名的私营教育集团,他们多为市值不菲的上市公司,旗下的营利性院校招收大量学生,既面向本国学生,也提供跨境教育服务。
营利性院校满足了一部分顾客的需求,但是其崛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主要的两点争议是:第一,它们究竟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还是公司?第二,这些院校的学生是否应当获得政府的资助?批判者认为,营利性院校基本按照商业模式运作,教职员工几乎没有权力,它们具有剥削性,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利用未饱和的高等教育需求来提供水平低劣的教育。支持者则认为,营利性院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为它们代表了直接适应社会和经济需要的教育,代表了把产品和服务变成利润的权利。事实上,支持营利性院校的人士并不讳言这类院校就是高等教育公司(higher education Inc.)。
(四)商业性跨境高等教育扩张
虽然营利性院校的活动带有一定的跨国性,但其主要还是在各国境内发生的教育现象。与之不同的是,商业性跨境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是跨越了国家疆界。由于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作用,“传统高校巳经不再是输出教育课程和项目的唯一机构”,参与跨境高等教育推动、提供和管理的人数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参与的组织机构也越来越多样化。
在传统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新型的跨境高等教育提供者和项目不断涌现。有的新型跨境高等教育提供者和项目由传统高校提供,有的则由非传统教育机构,如商业公司型高等教育机构、虚拟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种机构或多种(个)机构联合提供。海外分校、独立院校、虚拟大学等跨境提供者流动形式,以及姐妹项目、双学位/联合学位、虚拟或远程教育等跨境项目类型,使得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景象。此外,通过制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高等教育作为国际商品观念的形成和推动跨境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
知识商品化对高等教育公共性的侵蚀
高等教育的公共性(“public”)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公益性、高校的公共形象、学术人的公共身份和高校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性质。将知识作为商品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极大地侵蚀了高等教育的公共性。
(一)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被削弱
知识商品化意味着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削弱,私人产品性质增强,从而削弱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营利性院校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它们必须像商业机构一样运作,竭力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学术人员从事商业行为过多,损害了高校和学术人员自身的形象,降低了教学科研质量。商业性跨境高等教育反映了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出售的有利可图的服务的观点,侵蚀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目标,冲击了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观念;并且,商业性跨境高等教育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它们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倾销低质量知识的市场
(二)高校的公共形象受到损害
由于性质使然,营利性院校难以服务于公共利益;进一步说,营利性院校和公司大学是“假大学”(pseudouniversities),它们不应当冒用大学的名义。根据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认识逻辑,大学是一个公共领域,其“公共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及其研究者以公开的方式开展工作,大学是公共学术的生长场所。另一方面,“公共性”意味着将交流延伸至大学和大学之外的广泛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以权力和金钱为基础,而是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高等教育场域是一个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场域,其活动围绕着负载了价值的特定资源的各种类型的资本进行,这个场域内负载了价值的资本是学术资本(academi ccapital)和科学资本(scienlific capital);它们包含的价值(assets,资产、财富)首先是知识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政治价值。
哈贝马斯与布迪厄的学术旨趣差异较大,但是他们都批判单一的高等教育经济功能论,认为高等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主张大学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和批判场所,积极维护人学的自主权和知识的公共性,反对大学受制于外部政治和经济力域的影响。知识公共性是商校公共性的基础,知识商业化是对知识公共性的否认;将知识商业化削弱了高校的公共性,导致高校公共形象受到损害。
(三)学术人的公共身份受到质疑
在知识商业化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学术人身份变得比过去更加复杂。斯劳特和莱斯利将高校内一些通过各种途径卷人市场或类市场活动的教师称为“学术资本家”,这些高校教师在公共部门内充当资本家,同时也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此外,在学术分工体制下,大多数学术从业者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只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感兴趣,失去了社会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变成买卖的资本;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投靠政治集团或商业机构,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这些人其实不必再称为知识分子了。知识商品化趋势的增强,进一步消解了高校教师作为学术人的公共身份,如果学术人不具有社会使命感,不致力于非营利性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而只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发挥潜能,他们就成为知识界的“商人”和“资本家”。
(四)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地位下降
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和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知识商品化趋势下,各国政府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技术类和技能型毕业生,开展更多的应用研究,加大对应用研究的投资力度并削减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加强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化。在这种背景下,基础研究应用化、应用研究商业化、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的趋势日益明显。
学术资本主义是许多国家公立研究型大学以及其他多种类型高校面临的新环境,既促使应用科学在科学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表现出所有权可能性的特征,也促使一些基础科学日益介人市场,从而改变了高校专业工作模式和学术生态:但是,学术资本主义主要是激励创造商业机会,其本身并不激励知识创新;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推动知识商品化,导致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地位下降、处境维艰。
五
结论
文章认为,作为学术组织,高校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不以生产商品、提供商业服务和营利为宗旨,主要关注提供社会性、公共性、公益性服务以及如何更好地提供这种服务。大多数知识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在使用者的受益上不排他,因而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与私人产品、商品性质并存已然成为现实,但公共产品属性仍然是知识的基本属性。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知识商品化,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强化了知识的交换价值和外在价值,忽视了知识的内在使用价值;强化了知识的私有性和营利性,削弱了知识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强化了知识的应用性和直接经济价值,忽视了知识的基础性、长远性和创造性。高校招收国际学生,在海外开办分校以及其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境内开办各种专业课程,提供远程教育,也首先应当将它们作为对社会和个人有益的教育服务,而不是仅仅出于商业考量。忽视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将知识商品化,会削弱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损害高校的公共形象,致使学术人的公共身份受到质疑,还会使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地位下降,阻碍知识创造性。
介绍文献
蒋凯. 知识商品化及其对高等教育公共性的侵蚀[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53-67+189.
文献推荐者感言
全球化浪潮带来了跨国界、跨学科、跨语际的深层次互动,这对于知识本身的流动、共享和延伸来说本无可非议,但是与之同在的知识经济的兴起却在知识习得者和知识传播者之间解构知识存在的逻辑关系,正在所谓的知识服务、知识供给和知识习得等社会语境中重构知识的内在价值,由此知识商品化的程度和价值也就成为了当下衡量知识“有用”或“无用”的公认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的私有化和垄断化正在蚕食其社会性、公益性和公共性,这种蚕食不仅仅关乎国家建制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正逐渐向个体和群体层面渗透,由此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等现象,严重阻碍了知识的创造性和社会的开放性。此外,从某种程度来说,知识商品化使得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高校的公共形象、高校教师和学术人的公共身份备受质疑,曾经传播知识、恪守准则和追寻真理的组织和个人正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下沦为知识的贩卖者。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尔看来,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以及知识内部的等级划分危机了知识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原本旨在彰显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但事实却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图景中,知识领域的“圈地运动”所呈现出的信息化、符号化、商品化乃至私有化趋势,正在主宰国家、群体和个体从公共知识中收益的数量和质量。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CIEFR-P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