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文简称“教育财政所”，英文简称CIEFR——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于2005年10月27日共同设立，为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在筹备二十周年所庆的日子里，教育财政所收到很多师友的祝福、来信。九十岁高龄、曾经参与编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里程碑式的重大教育政策文件的谈松华先生来信说，教育财政所成立之初，我国教育经费十分短缺。教育财政所以“怀仁怀朴，唯真唯实”的精神，为中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等重大教育投入问题贡献了结合中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的一系列方案，“对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高端智库的质量、品牌和学术风格，形成了一支良好的学术团队，建设了教育财政的学科体系。”看到备受我们尊重的师长对于我们过去二十年的努力做出如此评价，我们心中既感动又欣慰。

一、难忘先生之风

在二十周年所庆之际，我首先想起的是汪永铨先生。他曾经担任北大教务长，在1980年代创办了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也就是北大教育学院的前身。他是我1990年代在高教所读硕士时的老师。汪先生有个著名的“五不唯”说法，我们弟子们都知道，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我、不唯风。那几年，在汪先生的要求下，每一届高教所新生在第一学期都要做一个作业：拿来国内最著名的教育学术期刊一年内发表的所有文章，分析这其中有几篇是真正的“研究”。讨论的结论，大概上过这课的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些文章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研究”。从高教所毕业后我去美国读博士，行前汪先生和我谈话。他说：“王蓉，中国社会科学太落后。你去了美国就是要把人家搞懂、搞透。”

第二个想起的是我已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导师诺顿·格拉布（Norton Grubb）教授。要办教育财政所时我刚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到北大六年，我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建议。他回信说：“你应该参与（建设财政所），这将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验’！你回到中国就是为了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参与建设财政所这件事对于你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将是非常有助益的！”这些年每每回想起“独特的学术体验”这几个字，我觉得实际上谈的就是财政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即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认识我们从事的工作这些基本的问题。

二、我们的学术体验和学术自觉

在二十周年所庆之际回顾来路，作为一个团队，过去这些年我们努力做对了几件事。

第一，我们明确并坚持了应有的学术价值观。

我们的周森老师总结说：财政所的所训是“怀仁怀朴，唯真唯实”，这八个字既是学术信念的表达，也是研究方法的指南。“怀仁”意味着研究要始终把人放在中心，理解制度背后那些被政策影响的真实生命。“怀朴”提醒我们保持谦逊与真实，不追求话语的炫目，而关注事实的本真。“唯真唯实”则要求以真数据、真逻辑、真实观察支撑判断，不迎合潮流，不被他人的立场所左右。

“怀仁怀朴，唯真唯实”这个所训是在财政所建立后不久就确立的。财政所在刚刚诞生的“婴幼儿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那种背景下，我们确立了“怀仁怀朴，唯真唯实”的所训。大家一看到“唯真唯实”就知道这四个字是来自汪永铨先生的“五不唯”。过去的二十年，还是证明了我们对得起“怀仁怀朴，唯真唯实”这八个字的。不管是政府合作伙伴还是学界同仁，他们有可能不认同我们的观点，有可能认为我们的一些研究质量还不够高，但是不会不认同我们能够坚持这八个字。特别是我们坚持研究初心，从来不去附和任何人和任何部门，本着“唯真唯实”的学术价值观去做事，对此大家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疑义。

第二，我们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研究特色，就是以真实世界为锚。

我们暑期学校的校友聂日明博士来信说：“自接触CIEFR的研究以来，现实感和整体性是我的第一印象。这部分源于CIEFR的独特定位，……但更为关键的是，CIEFR的学者以真实世界为研究落脚点，这是他们有别于很多研究机构的底色。在CIEFR涉及的研究问题，但凡资料与数据允许，都可以看到CIEFR对此的总体描述和历史沿革（政策演进）。……以真实世界为锚的研究殊非易事，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往往是苦差事。” 

聂日明博士在文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与此相关，这几年我们花了大力气建设中国教育财政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现有数据包含四大类：全国性政府管理数据、全国性大型综合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性大型专题抽样调查数据和网络抓取大数据。其中，全国性政府管理数据包括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全国性大型综合抽样调查数据包括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全国性大型专题抽样调查数据包括中小学信息化调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调查、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调查和其他多种抽样调查跟踪数据等；多模态大数据主要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数据库、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企业等数据库、人工智能等知识图谱数据库、大学科研校内和校外业态互动分析数据库、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及风险投资数据库等系列大数据。目前完全依赖建所以来我们自己人完成的上千万字的政策咨询报告与外文翻译材料而建设的人工智能+教育财政专家系统也正在建设中。

第三，我们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背景的学术团队。

研究教育财政，怎么可能没有法学背景的学者呢？研究教育财政，怎么可能没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呢？建所之初，所内这样的意识就非常清晰，这也是我们二十年来确定并坚持的团队特色。我们的同事中，除了有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几位外，刘明兴老师有政治经济学背景，魏建国老师有法学背景，闵亦杰老师有商科背景，等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所形成今天的研究格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团队的研究特色，除了“低头走路”，还有“抬头看路”。如聂日明老师所说，教育政策的形成不是教育领域专家的自说自话，而是嵌入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中的，例如教育经费的筹措是否多元化可能取决于财政体制，而财政采用何种体制可能取决于政治结构。教师工资的决定当然也不会仅仅是基于教师的绩效。“抬头看路”意味着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应当置入到更基础更广阔的视角中观察，如此才有可能抓住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

我们作为团队能够给人以“抬头看路”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我们团队中几位教育学科之外的优秀学者。能够吸引这些学科的优秀学者进入我们这样一个教育研究团队，我认为这是我们排除万难、坚守在北京大学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教育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未来也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研究团队的学科架构。

第四，我们坚持国际化视野，以国际化为重要特色。

通过梳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记录，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年都有与世行的合作活动。在教育财政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的2006年2月28日，我们就与财政部、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公共财政与农村义务教育”国际研讨会，向国际机构宣传中国该项制度设计的经验。在时任世界银行学院高级专家王一丹老师的领衔下，早在2006年4月我们与世界银行就举办了“亚洲教育财政与教育地方化管理”培训班，受培训者有包括柬埔寨教育部长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官员和学者们。2015年我们起意研究“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财政”，世界银行同事得知后决定与我们联合举办“教育、技术、融资与政策”研讨会，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团队，包括国际公认的慕课（MOOCs）研究顶尖学者、哈佛大学Richard L. Menschel HarvardX研究员、EdTech Teacher联合创始人贾斯廷·赖克（Justin Reich）。在此会议基础上我们成立了由教育财政所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并担任秘书单位的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世界银行的裴海瑞（Harry Patrinos）博士成为我们的20位创始成员之一。2017年我们的“教育与发展”国际暑期学校项目获得世界银行“中国政府伙伴基金”（China World Bank Group Partnership Facility, CWPF）支持，是世界银行同仁们率先撰写了建议书，与我们合作。还记得在暑期学校结束的那天，一位来自东欧的大学校长离别时和我们同事黄珍热情拥抱、热泪盈眶。当晚我们两个团队一起欢聚，为我们的培训得到学员们的高度评价而庆贺。

第五，努力以前瞻性、引领性研究作为履行我们对政府的研究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到我国“胥吏化”智库研究的局限，是我们最重要的“学术自觉”之一。我和张文玉、于洋在2016年将相关思考写成了《中国智库“胥吏化”问题研析》一文。所谓智库“胥吏化”，是指现有体制内的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有如历史上的官与胥吏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为智库的高度行政化，另一方面体现为智库之于各个决策部门的直接从属地位。“胥吏化”导致现有智库缺乏基本的、必要的思想独立性和运行独立性，这是我国既有的智库体系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智库“胥吏化”的制度安排加之我国决策组织机制的特点，使得从宏观层次上看，我国智库的碎片化、本位化和犬儒化问题十分突出。回顾我们过去的20年，政府的相关同志比较认可的往往都是我们独立的、有前瞻性的研究，他们觉得“你们想到了一些我们还没有顾得上的问题，很有价值”。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做应声虫式的研究。

第六，形成了覆盖所有类型和学段的教育财政研究体系。

虽然美国和欧洲也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教育财政的团队，但是像北大教育财政所这样覆盖了所有的学段和类型的，大概全球唯此一家。目前我们所里的几位老师几乎都是重磅的PI。我们的研究领域基本上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最近科技财政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像我们这样形成了如此完整的教育财政研究体系的研究所，主要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手段覆盖了所有学段、所有类型学校是有关系的。

第七，财政所全体同仁从来没有惧怕过将自己作为改革的承受者和先行者的责任担当。

北大原党委书记、教育财政所指导委员会主任闵维方教授在贺词中说，我们“二十年辛苦奠基业，二十年砥砺见沧桑，二十年研究出硕果，二十年奋斗创辉煌”。教育财政所成立以来，五易其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获得增加编制的许可，几经风雨，历经磨难。2015年，我们响应北大校方的号召进行了新体制改革。当时北大相关部门找到我们，表示教育财政所可能是北大文科中唯一的一个经费自给的机构，希望我们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在接受这个改革的前提下给予教育财政所更多的编制。改革之后，除了我和刘明兴教授还是教学科研系列的编制外，其他人都进入了新体制成为研究技术系列人员。现在有人认为最好的研究人员应进入教学科研系列，进入研究技术系列的研究人员被认为低人一等。但我们财政所不是这样的。坦率地说，我们的同事特别是年轻的同事们，以他们卓越的学科背景、学术训练，往往可以在别的机构找到教学科研系列的教职，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进入财政所。这是因为，我们有卓越的学术价值观和组织文化。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回避将自己作为改革的承受者和先行者的责任担当。

回顾以往，我觉得是上文说的学术自觉，使得我们走到了今天。我还记得2005年夏天第一次和闵维方老师说部委同志提出要和北大共建财政所时，闵老师说，“这是真的吗？”这个所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来得很偶然。这个“婴幼儿”“生”下来、活到了今天，特别感谢所有师长们的支持和帮助。到今天，我们需要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学术自觉，这是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

我翻出了我们十五周年所庆的时候我和同事们的分享。当时我说了两个我们的不足之处。

第一是我们为北京大学的服务不足。教育财政所以做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研究为开端，这些年围绕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决策工作，建立了从学前教育财政到高等教育财政的成体系的研究团队。但是，与北京大学相关的高教研究的人员投入总体来说只占我们的六分之一左右。

第二是我们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足。我想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回答了哪些这个时代的重大谜题？中国的教育发展之谜？中国的教育财政之谜？中国的国家治理之谜？答案并不清晰。关于中国教育发展之谜，我想未来必然会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相比起来，我们作为学者的历史性贡献还是十分模糊的。

在五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说，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

首先，我们的高校科技财政研究渐成规模，直接服务北京大学的力量有所增强。自2019年组建跨学科科技财政研究团队以来，经过多维度的案例研究和大数据分析，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研究型大学在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难点问题，亟待科技体制机制和高校科研组织架构的创新。例如，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绩效评价体制中，偏重最终的产品成果，基础研究的贡献往往得不到体现，科研团队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保护；高校的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效率已经很高，而部委层面的统计偏误却造成了社会性的对转化效率的误解。这进一步导致，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顶层设计层面，研究型大学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军地双方的科研体制相对分割，导致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包括科技财政投入、国家层面的引导基金投入，都对高校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以北京大学为例，我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承载者与“双一流”建设的标杆高校，始终以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使命。当前，北大在基础研究突破、学科生态构建与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形成显著优势，但在国家科技资源配置中仍面临政策制定的参与度不足、话语权偏低、校内跨学科协同资源筹措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能力，今后将结合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以及北京大学的发展问题，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第二，我们举全所之力，花费约两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一书，今年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系统刻画我国教育财政制度体系的现状及历史演进，涵盖宏观层面的中国教育多元化筹资制度、“4%”等挂钩机制、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中国全社会教育投入指数等专题，包括所有层级与类型教育的财政制度体系分析，及针对流动儿童教育财政政策、助学贷款的中国模式、特殊教育财政、“项目制”的专题研讨。我们努力系统回答在建所十五周年时提出的几个“中国教育之谜”和“中国教育财政之谜”。该书是本所践行教育财政研究中国化、本土化，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诚恳尝试。

我们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原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教育主管魏爱德（Eduardo Velez）博士说：“我期待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有机会在2045年一起庆祝教育财政所的四十周年，还有很多的挑战与问题亟待努力……我相信2045年教育财政所仍然将在那里，帮助中国教育系统前行。” 我在财政所成立时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是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所，但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的心应该足够大，大到可以想到50年、60年以后，这样可以使我们免于蝇营狗苟于眼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我们继续秉持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坚持“怀仁怀朴，唯真唯实”的所训，为我国打造一个崭新的学术世界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