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8日，以“世界与中国的基础研究：大学、政府与产业力量”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科学经济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论坛。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闵亦杰老师主持。
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老师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明兴老师，分别代表论坛组委会和本届论坛承办方致辞。
此次论坛每篇论文报告25分钟，点评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在此非常感谢论文报告者的精心准备，也特别感谢评议老师们提前做PPT、现场犀利“拍砖”，让干货翻倍！
中央财经大学陆帆同学汇报了《基础研究投入、产学研联合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验证据》。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通过匹配基金项目数据与创新主体专利信息，系统分析了基础研究投入在产学研合作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庄芹芹老师对该篇论文进行点评。点评主要围绕论文的研究框架、数据构建、模型设定和理论贡献展开。指出论文存在内生性、遗漏变量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高校整体创新能力同时影响基金获取与企业合作。且核心逻辑尚不够集中，机制分析也未完全呼应交互项的设定，数据匹配虽有价值但识别策略需更严谨。
国防科技大学管嘉诚同学报告论文《企业基础研究、技术能力进步与企业内生性成长》。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基础研究对技术能力进步与内生性增长的作用。文章基于论文发表衡量基础研究活动，采用多元回归、PSM 等方法识别基础研究对专利数量、质量与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其在技术制裁冲击下具稳健效果。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史冬波老师点评认为样本与策略扎实，但代理变量与内生性解释较弱；理论主线可进一步凝练，尤其是基础研究与企业治理、产业差异之间的机制仍需更清晰的逻辑刻画。
大连理工大学张光耀同学报告论文《Where You Go Is Not Who You’ll Be: Author Ambition and Paper Impact》。基于Cell Press的投稿与去向数据，关注论文投稿过程中的“作者Ambition”如何影响最终发表期刊及引用表现；并从信息不对称与策略性投稿视角出发，提出高抱负作者在拒稿后改投时更可能产生高影响成果，并探讨性别差异、拒稿类型等因素的调节作用，揭示投稿决策背后的行为逻辑。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尹德云老师点评，肯定了选题新颖与数据扎实，但理论主线略显分散，Ambition的定义与测量仍可更严格形式化；投稿意图与论文内在质量的区分度仍有限；性别机制讨论虽有启发，但证据链不够强。若能强化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论文贡献将更为突出。
北京大学朱琼老师报告论文《产学研合作模式与产业创新:基于大语言模型方法和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对中国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数据进行信息提取，识别出12类产学研合作形式的分类框架，并按照合作的正式化程度与人际关系的互动深度加以区分，为系统刻画产学研合作的特征与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研究工具与分析视角。
北京理工大学凤洁老师进行点评。主要从分类方法、数据识别和内生性三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指出合作类型划分概念混用、分类不稳；且识别依赖“大学”易忽略大量研究院等主体，可能导致行业合作被系统性低估。此外，可能存在同一机构被重复计数的问题，影响数量类指标。最后，创新关系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与选择偏误。建议在题目与模型设定中更准确反映“年报披露”的性质，并补充相应识别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老师以“为什么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颁给了科学经济学”为主题进行主旨报告。发言围绕“什么是科学经济学”展开，旨在澄清概念、厘清学科边界，并帮助投稿者判断研究是否属于该领域。首先，指出科学经济学不是讨论“经济学是否为科学”，而是以科学知识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其次，强调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领域密切相关，许多议题交叉共享，如激励机制、行为规范、知识公开性等；最后，指出经济学不同理论框架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政策主张并不一致，体现出科学经济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宁波诺丁汉大学曹聪老师发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的主旨报告。发言基于与大连理工大学孙玉涛老师合作出版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China》，概述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四项核心作用：制定政策、分配经费、吸引人才与组织重大攻关，并从结构性角度解释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随后回溯经济学关于创新与政府作用的理论传统，从斯密、李斯特、凯恩斯到熊彼特，强调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互动。进一步讨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诺奖授予创新经济学后引发的学界反思。发言最后指出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对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阿儒涵老师以“科技政策实践者视角的科技资助问题研究”为主题进行主旨报告。发言从科技政策智库的实践出发，介绍科技资助研究的基本逻辑：问题源于政策与管理需求，通过凝练问题、开展科学分析、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形成“学术—证据—决策”闭环。其关注重点包括科研投入总量、结构与机制，机构与个人资助差异、间接费、薪酬、科研项目评价、预算绩效管理等关键议题，并以主持的青年基金与面上项目为例说明研究选题如何来自真实政策场景。最后强调科技资助研究与科学经济学高度契合，鼓励青年学者面向真实问题开展有用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梦娇同学报告《How can the “Arrow Information Paradox” in Basic Research Be Broke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monstration Cities》，利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激励基础研究投入。并揭示壮大耐心资本、提高侵权响应效率和激励研发支出三类机制，对高科技、高资产专用性与低人才密度企业作用更显著。
上海财经大学王润昇同学点评。主要提出三类问题：一是质疑将基础研究与Arrow信息悖论直接对应的理论严谨性；二是质疑IP保护是否能有效激励基础研究；三是实证层面指出基础研究度量、试点城市选择、平行趋势检验、多期DID设定等方面均需进一步论证，并提出若干技术与引用规范性建议。
北京大学刘雅旋同学报告《高校有组织科研与需求导向型基础研究：以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为例》，以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为例，分析有组织科研如何通过组织愿景、合法性标准与资源配置机制改变科学家行为逻辑，促进需求导向型基础研究，并通过科学家转隶属与学术双胞胎匹配验证其对任务参与与技术吸收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赵超老师进行点评并提出质疑，包括“有组织科研”概念界定不足、微电子学院是否等同于组织化科研、需求导向型基础研究的内涵模糊，以及实证变量与制度化表征的合理性问题。并提出延伸思考，强调有组织科研的科学内在需求与国家角色，并追问该模式是否等同于传统的“任务带学科”。
香港中文大学杨露同学报告《Decomposing U.S. Scientist Productivity Disparity: Sorting and Segregation》，利用OpenAlex中1950–2020年论文数据，基于AKM模型分解美国科学家科研产出差异，识别科学家个体效应与机构效应的相对贡献。发现个体效应远高于机构效应并持续上升；高产科学家集中于高生产率机构；性别差距中约六成来自机构对女性的“产出红利”不足，且高质量成果差距更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曹思未老师点评肯定了将劳动力市场的AKM分解应用于科学产出研究的尝试，但指出研究在方法适用性论证、三部分分析之间的统一理论动机、以及“个体效应巨大、平台效应极小”的解释上仍显不足。且大量结果仅为描述性统计，难以判断观察到的趋势是否稳健；同时提醒个体效应的“剩余”定义限制了理论解释，平台平均效应可能无法反映不同科学家间的异质性。
南京大学孟久淇同学报告《The Interplay of Public and Private Ven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Science- vs. Application-Oriented AI Startups》，分析了AI初创企业的科学与应用导向如何影响其获得政府（GVC）与私人（PVC）投资的概率，并检验首轮投资类型的信号效应。揭示政府与私人资本在AI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互补性，为创业者设计融资路径和政策制定者优化资本配置提供实证依据和实践启示。
江苏大学吴沁沁老师点评指出GVC与PVC的界定、科学导向与应用导向的划分以及交叉融资机制需更精细；强调政府与市场资本均存在混合动机，企业技术路径也可能动态转移，因此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需进一步精细化，并补充对技术产出与长期效应的讨论。
在评议和讨论环节，与会人员就论文数据来源、回归内生性、何为基础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最后，闵亦杰老师宣布第三届科学经济学论坛将由中山大学承办，中山大学肖可舟老师代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