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村级幼儿园的质量?
——来自云南富宁县“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评估的几点启示
张 晓[*]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但村级幼儿园的供给和质量却依然面临挑战。怎样提升村级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质量?基于云南富宁县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评估显示,教师和保教活动对村级幼儿园儿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密集、高强度的教师培训和日常实地督导,项目园在五大领域活动、活动安排和阅读表达三个方面表现较好,其保教活动领先于农村园,幼儿总体发展和认知发展水平也高于农村园。但项目园教师学历较高而收入水平偏低,造成其流动性较高,可能阻碍幼儿稳定依恋关系和心理安全感的建立,使项目园师幼互动质量较低,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园幼儿的非认知发展水平受到影响,最终使项目园的投入难以发挥最大效果。该项目的启示包括:(1)适当降低幼儿教师招聘门槛,提高本地教师的比例,减少教师流动;(2)加强有质量的教师培训和督导;(3)提升村级幼儿园保教活动质量。
关键词:学前教育 教师 村级幼儿园
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现阶段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情况来看,学前教育仍然是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性幼儿园数量不足、幼儿“入园难”、办园质量整体偏低、幼儿“发展难”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1]。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既是普及学前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 [2]。教师和保教活动是促进村级幼儿园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且稳定的幼儿园教师队伍,对贫困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3]。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我国村级学前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和“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背景;第二部分讨论课题组评估的“未来希望幼儿班”的干预效果;第三和第四部分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揭示政府、公益组织和家庭合办农村幼儿园面临的问题,讨论其对地方教育部门的启示。
一、研究背景
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央出台一系列学前教育政策和各级政府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前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持续提高。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总体规模问题,而是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质量问题以及公平性问题。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应该从重视总体规模和入园率转变到关注偏远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子女接受有基本质量的学前教育。改善和提高村级幼儿园质量,尤其是教师质量,应该成为学前教育政策决策者的首要任务。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云南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71.15%,2018年升至79.69%[①],但仍有约47万的适龄儿童无法接受学前教育。云南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云南省富宁县的相应比例则低于该省平均水平。截止到2016年底,富宁县共有公办幼儿园10所,民办幼儿园80所,4-6岁学前幼儿18367人,在园(班)幼儿13277人,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为58.48%,2017年升至66.84%,但距离85%的既定政策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该县的学前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仍然存在较大的供给不足和质量提升问题。
缺少村一级学前教育机构,使得留守儿童、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的儿童、处境不利的儿童基本失去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4]。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园幼儿在总体发展、认知、非认知技能及身体健康等主要领域的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县镇园儿童[5],农村园课程质量显著低于城区园 [6]。改善和提高村级幼儿园质量、尤其是教师质量,弥补城乡学前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实现学前教育公平,应该成为政策决策者亟待考虑并解决的首要任务。
互满爱人与人[②](Humana People To People China,HPP)等公益组织近年来为我国偏远农村地区幼儿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07年以来,互满爱人与人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未来希望幼儿班”(Preschool of Future, POF)项目,2018年之后“未来希望幼儿班”品牌项目由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继续执行。富宁县“未来希望幼儿班”的运行模式为“一村一幼”和“班改幼”幼儿园模式[③] (以下简称“一村一幼”项目),该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公益组织和家庭合作。公益组织对在偏远地区农村举办的规模不大的村级幼儿园提供教师培训、教师补贴、日常管理三大方面的资助,为当地儿童提供了学前教育机会。
在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的委托和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作为第三方机构对富宁县的“一村一幼”项目进行了科学评估。课题组分别于2018年10月、2019年5月和2020年7月连续三次通过实地测查、收集管理数据、座谈等方式进行了追踪调研[④],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项目园在生均培养成本较低[⑤]的前提下,其幼儿在总体发展和认知发展方面优于同样位于农村但没有参加项目的村级幼儿园(以下简称“农村园”),而在非认知发展方面,两者没有显著差距。根据课题组的追踪评估结果,2018年项目园幼儿在总体发展、认知发展、非认知发展和身高体重这五个方面和农村园幼儿均没有显著差距,约两年之后,项目园幼儿在总体发展和认知发展方面比农村园显著高约0.2个标准差。
第二,项目园在师资方面相较农村园有一定优势。项目园在师资方面的优势体现在项目园教师更年轻、学历较高;但项目园师资也存在明显不足,包括教龄不长,收入较低,且流动率在各类园中最高,教师专业程度较低。
第三,项目幼儿园在保教活动(包括五大领域[⑥]活动、活动安排和阅读表达)三个方面的表现较好,在大部分指标上比其他农村园得分要高。在控制班级规模之后,项目园在五大领域活动方面得分高于农村园,甚至比县镇园还高。
总体而言,“一村一幼”幼儿园能够为偏远农村地区的家庭和儿童提供有一定质量保障同时相对低成本的学前教育机会和资源,帮助解决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从无到有[⑦]的问题。得益于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提供的密集、高强度的教师培训和日常实地督导[⑧],且项目幼儿园保教活动中包含了较多的阅读内容、规范性较好,使得项目园的保教活动(五大领域活动、活动安排和阅读表达)领先于农村园,其幼儿认知发展和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园。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项目园教师学历较高而收入水平偏低,造成其流动性较高,可能阻碍幼儿稳定的依恋关系和心理安全感的建立,使项目园师幼互动质量较低,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园幼儿非认知发展水平受到影响,最终使“一村一幼”项目园的投入难以发挥最大效果。
三、村级幼儿园面临的问题
课题组的评估结果表明,项目幼儿园教师培训和保教活动方面的优势均需要以教师为中介才能对儿童发展尤其是非认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师资问题是村级幼儿园发展的核心问题。课题组发现,目前村级幼儿园存在的师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聘任中对教师学历要求过高
尽管富宁县教育部门在项目园教师招聘启事中只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对本地户籍的应聘者学历要求也放宽至高中及以上,但项目园教师实际的学历水平更高且有提高的趋势。课题组对部分项目园教师学历水平的追踪调研结果显示,普高/职高/中师及以下学历的教师占比较低且在2019-2020年之间有所降低,而高职/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教师占比较高且在2019-2020年之间有所提升。国内对不同学历学前教育教师流动意向的研究显示,教师的学历越高,流动意向越强[7] [12]。因此,项目园教师聘任中学历要求过高可能会导致项目园教师队伍流动性较高。
教师收入水平较低
项目园幼儿教师工资由学校收取的保教费支出,月工资1800元左右;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为项目幼儿园教师每月发放补贴300元(其中75%每月按时发放,25%在学期末作为绩效评估发放)。评估结果显示,剔除有编教师后,项目园教师工资的中位数低于包括农村园在内的各类幼儿园。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待遇太低是导致幼儿教师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7]。课题组在华北某原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了教师个体变量(如教师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和幼儿园层面变量(城乡位置、公民办性质等)后,教师工资水平越低,教师实际流动率越高。贫困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流向其他行业的意向随着学历的提高而增强[7]。项目园对幼儿教师的学历要求较高,但并不能提供与其他幼儿园相比具有吸引力的薪资水平,导致项目园并不能长期留住高学历教师,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性[⑨]。
图1 各类幼儿园教师月收入和离职率
项目园师幼互动质量较低
项目园教师在师幼互动方面与其他农村园教师相比没有优势,与县镇园和县城中心园相比存在明显劣势。师幼互动是学前教育中过程性质量的主体 [8],是结构性质量影响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中介。教师只有创造条件,启发幼儿充分地与学习材料、学习伙伴和社会环境互动,才能有效、敏锐地掌握幼儿“学”的信息,从而不断改善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效果 [9]。学前阶段的幼儿需要与照料者(不仅仅是母亲)建立稳定的依恋关系,才能形成心理上的安全感,进而发展其社会性和非认知能力。一方面,教师的高流动性可能阻碍幼儿稳定依恋关系和心理安全感的建立;另一方面,项目园教师学前教育专业比例较低,缺少学前教育专业训练,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导致项目园师幼互动质量较低的原因。
四、提升村级幼儿园质量的政策建议
课题组认为,政府、公益组织和家庭三方合作的“一村一幼”项目模式是发展村级幼儿园的一种有益探索。结合研究发现,本文试图提出几点可能的政策建议。
适当降低村级幼儿教师招聘门槛
在“一村一幼”幼儿园模式中,政府、公益组织和家长合作进行项目执行。但是,地方教育部门在师资的聘用和管理上起主导作用,教育局负责幼儿班师资的临时聘用,决定招聘资质要求,由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协助进行面试。教育部门主导的教师招聘模式往往会按照义务教育发展逻辑走,招聘的教师学历越高,教师对编制的期待也就越高。与此同时,项目园教师学历较高但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为各类型园中最低。一项根据美国国家早期发展和学习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NCEDL)六个州的学前教育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学历、资格认证与儿童发展水平之间几乎没有关系[10]。国内其他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教育扶贫项目也表明,在本地招募高中以上学历且有幼教背景或工作经历的青年可以增加教师的稳定性,促进师幼之间积极有效的互动。因此,教育部门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教师招聘方面应降低学历要求,努力提高有本地户籍的项目园教师的比例,从而减少教师流动。
“一村一幼”项目实践表明,教师培训和督导对提升教师的专业性具有重要作用。教师培训可以弥补学历和专业背景的不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专业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强教师自我效能感,提升教学质量。在现有条件下,项目园教师的专业素养无法通过教育部门主导的招聘实现,现实的做法是通过教师在职培训加以改善。此外,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也为项目园教师提供教学资料及工具、基本教具、日常实地督导等,以提升其专业性。在招聘和补充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的同时,建议地方教育部门建立健全教师培训机制,加强教师培训和督导,提升农村学前教育质量。
村级幼儿园通常缺乏适合农村幼儿发展的教学资源[11],而村级幼儿园教师往往不擅长保教活动设计。项目园在保教活动方面相较农村园有一定优势,在五大领域活动、活动安排和阅读表达三个方面表现较好,这可能与保教活动中包含了较多的阅读内容、规范性较好有关,使其幼儿认知发展和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园。因此,建议地方教育部门借鉴项目园的做法,充分重视村级幼儿园保教活动质量,避免原封不动移植城市幼儿园的保教活动设计,切实提升农村学前教育质量。
[1] 刘航,兰峤.农村学前教育:不可忽视的“最短板”[N].光明日报 2017-03-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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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晨,陈思,曹艳,等. 教育精准扶贫:"一村一园"计划对农村儿童学业成绩的长效影响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2):114-125.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0.02.011.
[5] 宋映泉,康乐,张晓,等. 城乡儿童发展与幼儿园质量差距:以华北某县为例[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3):32-59. DOI:10.12088/pku1671-9468.2020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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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龚欣,李贞义,由由. 贫困农村幼儿园教师流动意向研究——基于湖北省2县64所农村幼儿园的调查[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8): 49-57.
[8] 韩春红.(2015).上海市二级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LAST2015&filename=1015339498.nh
[9] 卢乐珍.(1999).关于“师幼互动”的认识. 早期教育(04),28-29. doi:CNKI:SUN:ZQJY.0.1999-04-026.
[10] Early, D. M., Bryant, D. M., Pianta, R. C., Clifford, R. M., Burchinal, M. R., Ritchie, S., Howes, C., & Barbarin, O. (2006). Are teachers’ education, major, and credentials related to classroom quality and children's academic gains in pre-kindergarte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1(2), 174-195. https://doi.org/10.1016/j.ecresq.2006.04.004
[11] 洪秀敏,罗丽.公平视域下我国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异分析[J].教育学报,2012,8(05):73-81.
[12] 岳亚平,刘静静.幼儿园教师失衡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3(02):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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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
[①] 数据来源:2017年、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是一个非政府性公益组织,隶属于“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旨在帮助中国贫困地区获得内生的可持续发展。
[③] “一村一幼”和“班改幼”系云南省教育厅2017年起推行的政策,“一村一幼”是指以建制村为单位,一个村设立一个幼儿教育机构,通常设在当地小学内;“班改幼”指将原有的小学附设学前班通过扩容、增加师资等方式,改建成幼儿园。在富宁县,两种形式均存在。“未来希望幼儿班”系公益组织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推行的公益项目,主要有两种模式:(1)社区模式;(2)“一村一幼”及“班改幼”模式。其中,社区模式指的是利用现有社区资源,如闲置教室或者活动室,在当地招聘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培训其成为合格的幼儿教师,配置教学设施和玩具设备。班级为混龄班制。同时组织当地社区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幼儿班的管理事务。在“一村一幼”及“班改幼”模式中,政府的“一村一幼”及“班改幼”计划与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最有优势的“未来希望幼儿班”模式相契合,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在教师培训、项目管理、教师激励补贴等方面进行资助,帮助建立起教师评估体系与幼儿班孩子评估体系等。同时,协助教育局督导教学质量、班级安全和班级管理。本项目中的“未来希望幼儿班”为“一村一 幼”模式,故本文以“一村一幼”简称。
[④] 课题组将富宁县参与了追踪调研评估的63所幼儿园分为5类,分别为:(1)农村园,指没有参加“一村一幼”项目的村级幼儿园。(2)县镇园,“县”指地理位置位于富宁县城但非富宁县第一幼儿园和第二幼儿园之外的幼儿园,“镇”指乡镇中心园。(3)县城中心园,特指富宁县条件最好的第一幼儿园和第二幼儿园。(4)2017项目园,指2017年加入“一村一幼”项目的村级幼儿园。(5)2018项目园,指2018年加入“一村一幼”项目的村级幼儿园。
[⑤] 据课题组测算,各类幼儿园的办学成本中,县城中心园最高,为1.75万元/人/年;其次是县镇园,为0.79万元/人/年;农村园次之,为0.56万元/人/年;2018年项目园和2017项目园的办学成本分别为0.40万元/人/年和 0.37万元/人/年。
[⑥] 指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五大领域。
[⑦] “一村一幼”以建制村为单位新设立幼儿教育机构,“班改幼”将原有的小学附设学前班改建成幼儿园。
[⑧] “一村一幼”项目干预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项目幼儿园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月度培训、假期培训等系统的教师培训和督导,平均每年每位教师受培训的时间不少于18天,具体包括:组织相关专家及项目团队对教师进行不少于6天的岗前集中培训;每学期为教师提供不少于3次的月度培训,每次培训不少于1天;每年为教师提供2次假期培训,每次培训不少于6天;每年为教师提供1次实习/见习机会,每次不少于2天;组织、指导教师每学期开展不少于2次的与家长会议/培训。
[⑨] 2018年秋至2019年秋这一年期间,项目园教师平均离职率高于其他几类园,2017年项目园有五分之三的教师离职,2018年项目园也有超过一半的教师离职。